“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刘余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被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因为“第二个结合”把我们从错误的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从误解批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解放出来、从“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解放出来。

反对教条主义　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做好“第二个结合”，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使中国革命损失惨重，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究其根本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态度所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一以贯之地立足这一实践基石。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更具学理性的阐释，指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由此可见，要避免教条主义，就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开放性。“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要义正在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把我们从错误的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

正确认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重要论述。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漫长历史检验而传承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对“道”的赓续传承筑牢文明绵延的精神根基，造就中华文明深厚持久的价值底蕴与强大生命力。因为能够坚持志于道的发展方向，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同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道”在不同的文明、国度、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和而不同的精神使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开放体系，“志于道”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文化主体性，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而自立自强，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

近代，马克思主义经由西方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内在相通、高度契合，以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描绘的“大同”愿景内在相通、高度契合，因而容易被中国人理解接纳，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合于道”的前提下加以融合，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伟大时代呼唤伟大思想，也孕育伟大思想。直面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牢牢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助于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避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破除文化虚无主义　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时有泛起。文化虚无主义是近代中国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其主要表现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择性虚无，对支撑我国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史实、人物、事件进行歪曲宣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把我们从误解批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字、典籍、礼乐、节日、民俗等方式和载体，起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作用，通过经典教育、考试、选举、法律、监督、激励等机制培养选拔人才，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每当文化继绝存亡之时，就有一批弘毅之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这些因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关键。

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联系，增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领域，体现在相应的思想理念与制度安排之中。从大一统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庶富教”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协和万邦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无不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志于道”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实现“可久可大之功”的关键。因此，坚持“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文明逻辑，对比西方国家悖于“道”的社会发展理念，缺乏长远规划的治理模式，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从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做好“第二个结合”，必须提倡中华优秀传统经典学习，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于道”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创新文化的载体。与此同时，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培育担当文化传承使命的时代新人，增强文化自信。

坚守文化主体性　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

西方在近代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西方中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哲学、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学术与实践，影响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的物质繁荣和科技发达，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一度甚嚣尘上。一些人无视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问题，大肆宣扬西方的政治哲学，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我们要正确认识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之路——这是一条殖民扩张及战争妥协相伴随的路。

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伴随开启的是殖民地的建立和对世界资源的掠夺。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表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18世纪出现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挖掘出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整个世界也被逐渐卷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19世纪初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重复着“矛盾引发战争、妥协建立体系、矛盾累积再发战争、妥协再建新的体系”的循环。这种循环由西方内部矛盾引发，并将世界逐次卷入，所建立的体系无非是西方各国在政治、宗教、资本扩张、资源掠夺和势力范围等方面暂时性地相互妥协。

可见，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推进的，其以资本为中心、对外扩张的发展逻辑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与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西方式现代化只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模式而非唯一标准，“现代化=西方化”就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迷思。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他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把我们从“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解放出来，让我们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标识性概念的传承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释道思想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且完整的话语系统。例如，儒学的话语逻辑是从对天道的认识开始，由天道而至于人道，并贯彻到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之中，从而形成一以贯之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形而上依据即“志于道”。只有讲清楚儒家话语体系，把握到儒家话语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才能准确把握中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并由此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历史中积淀的“志于道”追求，以及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进行了深刻阐述，多次引用古诗文、典故等阐述执政理念，向世界阐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层文化逻辑，赢得国际社会共鸣。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正是在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对时代课题的中国回答。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超越零和博弈、体现共同发展的理念与方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让“志于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必将推动中国发挥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作用，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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