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兵 刘昱葳
千年之前，《晋书》将陈寿与司马迁、班固并提，赞誉其史学成就。陈寿，巴西郡安汉县（今南充市）人，蜀亡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后，历时十年撰成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陈寿秉笔直书、求实存真的著史精神以及“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的史学追求，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有益启示。
重视实录、审慎著史是陈寿治史的特点。西晋统一后，许多三国时期的亲历者亦尚在人世，为修撰三国史提供了条件。以此为背景，陈寿系统整理了三国史事，完成《三国志》六十五卷的创作。与《史记》《汉书》相比，《三国志》篇幅文字凝练、叙事简约，其“简质有法”彰显了陈寿甄别、取舍资料的能力和谨慎务实的著史态度。
《三国志》并非单纯记录史事，而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尽可能保持客观审慎的态度。西晋承魏而立，官方以尊魏为正统，《三国志》的体例以魏为“本纪”，蜀、吴列“传”，但结合全书看，陈寿并未完全拘泥于政治立场，而是尽力保持历史书写的客观性。陈寿出身蜀地，对蜀汉人物怀有深厚情感，其著述一方面记述了刘备、诸葛亮等人的功绩，同时也对蜀汉后期政治失序问题给予了客观评价。不仅如此。陈寿之父曾在蜀汉时被诸葛亮处以髡刑，但陈寿著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真实记述和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生前治蜀的事迹，成为摒弃前嫌的史德最高体现。这种不因现实压力而失真、不因个人情感而失衡的态度，凸显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品格。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样离不开一个“实”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做到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一些干部工作中之所以出现偏差，往往在于重形式轻实效、重留痕轻落实。陈寿治史之所以受到后世尊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尊重事实本身。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政绩同样不能停留在数字增长和表态落实上，而应真正体现为解决实际问题、增进群众福祉。
陈寿仕途多有坎坷，但始终坚守原则和底线。蜀汉后期，宦官黄皓专权，不少官员依附逢迎，以求仕途进取。陈寿始终不肯趋附黄皓，因此长期受到排挤，虽历任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等职，却始终沉滞下僚。对于身处乱世的士人而言，依附权势往往意味着更现实的利益与更顺遂的前途，而坚守原则则意味着承受压力甚至付出代价。陈寿宁可仕途受阻也不愿改变立场，这种选择彰显了重操守、守底线的价值取向。
陈寿早年师从谯周。谯周曾评价他，“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其后来的经历印证了这一判断。入晋之后，陈寿长期处于复杂政治关系与舆论纷争之中。中书监荀勖因与张华不睦，由此牵连陈寿，将其外放长广太守；后又因其未赴任、母葬洛阳等问题受到非议。即便如此，陈寿仍能保持基本是非判断，并未因压力而改变立场。后世评价《三国志》，常言其“事多审正”。所谓“审正”，不仅体现为史料考辨上的审慎，也体现为人格立场上的端方持重。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离不开原则意识与底线意识。政绩观不仅关乎干什么，更关乎为了谁、坚守什么。原则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党员干部一旦在原则问题上失守，即便短期内取得一定成绩，也难以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政绩。无论面对何种环境，都应坚持公道正派、依规用权，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始终把纪律规矩作为履职用权的边界，把群众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政权分立。陈寿著《三国志》并不停留于一般记事，而是通过对政权兴替、人物成败的梳理，总结政治得失，力求后人能够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发。例如，对于曹操，既肯定其“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更强调其统一北方、恢复社会秩序的历史作用；对于孙权，则指出其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着眼于其立国守成、维系江东稳定的治理能力。可见，陈寿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经历本身，而是治乱兴衰背后的原因。治史如治政，后世评价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不仅因其保存了三国史事，更因其对政治运行与治理经验的深刻观察。由此而论，陈寿修史所展现的既是史学意义上的求真精神，亦是一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责任意识。
历史反复证明，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治理成效既离不开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也离不开对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准确把握。对党员干部而言，在实际工作中，把握不好短期行为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往往是影响政绩质量的重要原因。有的干部热衷“形象工程”，有的急于求成、忽视基础性工作，还有的片面追求“看得见”的变化，却忽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发展后劲。表面上看形成了声势，实际上却埋下了隐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衡量政绩成效既要看发展变化，更要看群众是否真正受益、发展基础是否更加稳固。
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陈寿病逝于洛阳，享年65岁。从个人际遇看，陈寿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显达之臣。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他最终留下的并非一时的仕途荣辱，而是《三国志》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品格。自唐代将其列入“十三史”起，《三国志》始终位列历代官方正史之中，并最终被收入“二十四史”，历经千余年而不废，成为后人观察三国历史、总结执政经验的重要典籍。
（作者单位分别系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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