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丁宝桢——凭一身清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丨品读巴蜀名贤 涵养正确政绩观

吴艾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厘清何为正确政绩观、如何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强化理论武装、把准为政方向，也要从历史文脉中汲取智慧、以古贤良吏为镜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为政以德”“勤政为民”，巴蜀大地文脉深厚，治蜀名贤灿若星河，清代名臣丁宝桢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876年，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治蜀十年。身处晚清动荡时局，他执政为民、敢于斗争，锐意改革盐政大修水利；刚正不阿、善于斗争，大力整顿吏治匡正官风；着眼长远、敢闯敢拼，推行洋务改革兴办实业，留下卓著政绩，为后世所铭记。

为政是心系百姓、造福一方，还是贪图虚名、沽名钓誉，既决定施政的价值立场，更检验政绩的真实成色。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大力整顿盐政、修缮水利工程，各项举措始终锚定民生根本、回应百姓需求。

盐虽微末，却关乎民生根本与社会稳定。四川是清代重要的产盐地之一，丁宝桢来之前，当地盐政积弊已深。一众盐商巨贾垄断引岸，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层层盘剥、借机渔利，导致私盐泛滥、官盐滞销、盐价居高不下，朝廷盐课巨额亏空、国库收支拮据，而百姓购盐成本高昂，不堪其苦。历任蜀地官员，或畏惧得罪盐商权贵，或只求安于旧制、不思革新，长年对此弊政置之不理。

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后，力排众议推行“官运商销”改革，由官府统一收购、转运，商人负责分销，以此打破垄断格局，切断官商利益输送链条。改革数月，四川盐价明显回落，百姓食盐负担显著减轻；盐税收入则由长期亏空转为岁增百万余两，实现了“纲纪秩然，百弊略净，民赖其利，国增其收”。虽盐政改革“岁增帑金百余万”，丁宝桢却“一介不取”，还常以俸禄济贫助学、补贴公事。丁宝桢还主持总纂《四川盐法志》，系统记述四川盐业沿革，为此后规范盐务、赓续改革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

除了整顿盐政，丁宝桢还高度重视水利治理。到了晚清，都江堰因经费短缺、疏于维护，以致“江底愈淤愈高，水涨辄多泛溢”，百姓深受其害。针对水患频发、堤堰失修等问题，丁宝桢奏请启动都江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铁石坚作大修，多次轻骑简从，前后亲赴工地督察修治十余次。此次大修，丁宝桢将传统笼石拦水改为条石拦水，以铁链联结、桐油石灰嵌缝，大幅提升了工程的结构强度与耐久性。工程竣工当年，都江堰遭遇特大洪水，新筑人字堤等局部受损。后世水利学者认为，丁宝桢主持修建的太平堤、鱼嘴等核心工程经受住了洪水考验，发挥了应有作用，“天府之国”的水利根基也因此得以巩固。

治水之功，更在利民细节。丁宝桢复造白沙绳桥坚持“费不民出，工不劳役”，未尝惊扰百姓。时人所刻的《利涉桥惠政碑》中称其桥成之后，“人无病涉，去就安稳，万里艾康，民莫不利”。都江堰大修经费尚有结余，丁宝桢又令灌县（今都江堰市）知县陆葆德以此款修建普济桥，寓“普济众生”之意，便利灌县南北通行往来。

为了纪念丁宝桢，当地百姓自发修建丁公祠以寄追思。丁公祠后来虽毁于洪水，但“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的石柱至今矗立，《丁公祠碑》中亦评价他：“澍濡苍黎，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如公不数觏也”。

吏治清明是正确政绩观得以落实的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有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骨气，在原则问题上站得稳，在复杂局面中扛得住，在权力、人情和利益面前守得牢。丁宝桢治蜀期间在整顿吏治上，展现出了壮士断腕的魄力和不畏强权的勇气。

晚清时期，吏治腐败积弊深重，四川也不例外。彼时，四川官场规礼盛行、奢靡成风，官商彼此勾连，官府层层盘剥，不仅侵蚀朝廷根基，更使百姓困苦不堪。丁宝桢赴任四川后，摒弃仪仗迎候，轻车简从入署，随即掀起一场整饬积弊、肃清风气的吏治整顿。

丁宝桢以严字当头，以制度肃纪。针对四川官场长期存在的“节寿规礼”陋习，他明令裁革各厅州县年中馈送规礼；大刀阔斧废除总督衙门每年逾十万两的“陋规”，改由官运盐务盈余中定额提解拨付，作为衙门办公经费，从制度源头堵住了官吏借端敛财的空间。与此同时，他大力整顿基层积弊，裁撤长期营私剥民的“夫马局”，整治“招解犯人”“命案验尸”“缉捕盗贼”等“三费”乱象，设立“三费局”，制定收支章程，刻石立碑，推动政务公开，接受百姓监督。

推行盐政改革期间，丁宝桢遭到当地盐商和分管盐税的部分官员的联手阻挠。他们罗织“与民争利”的罪名对丁宝桢横加攻讦，还四处散布讽诗，称“全川安堵原无病，偶遇庸医事事哀”，煽动舆论、制造阻力，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抵制声浪高涨。面对各方攻讦，丁宝桢并未退让，一面据实上奏朝廷，逐条驳斥不实言论，一面查明盐商官员勾连散谣、阻挠国政的实证，依律查办，先后参劾革除一批依附盐商、鱼肉百姓的官员，打破当地“官商一体”的利益格局，使得盐政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治蜀十年，丁宝桢先后弹劾罢免一批贪官污吏，执纪之严、用法之公，使四川风气为之一清。史书评价其“凡有兴革，不避怨嫌”，体现的是丁宝桢破除积弊的政治魄力，以实绩服众的政治智慧，不徇私情、不避权贵的政治担当。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把握好“功成不必在我”与“功成必定有我”的辩证统一，既要有不计一时功名、着眼长远发展的胸襟境界，更要有知责尽责、躬身力行的实干担当。丁宝桢治蜀期间，大力推行洋务改革，创办四川机器局，为四川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840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面对国门洞开、内外交困的民族危局，晚清官场中有人因循守旧、龟缩避事，有人崇洋媚外、丧权辱国，丁宝桢则选择迎难而上、主动求变，将“自强图存”理念融入治蜀实践之中。作为晚清洋务运动重要实干派，丁宝桢着眼国家长远发展，以改革思维推进四川近代工业建设。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发现西南地区长期武备废弛，军械装备严重依赖外省调拨及外国采购，不仅耗费巨大，更受制于人。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择址创办四川机器局，开四川近代工业之先声。创办过程中，丁宝桢坚持自主建厂、自力制造、不用洋员、自我发展，反对盲目依赖外国技术和资本。他亲自督率筹办事务，从厂址选择到设备采购，从经费筹措到人才培养，皆倾注大量心力。数年之间，四川机器局逐步形成枪炮弹药制造、军械修缮及民用机械生产能力，培养出一批掌握近代工业技术的本土人才，并带动矿业、纺织、印刷等相关产业发展，对巴蜀乃至西南地区工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晚清洋务企业往往因耗资巨大而滋生腐败，对此，丁宝桢始终严守廉洁底线，坚持开源节流、量入为出，依托地方厘金及库款调剂经费，不动民财、不增民负，甚至多次以养廉银补贴机器局运营。在当时洋务工厂普遍管理混乱的背景下，四川机器局成为务实高效、相对清廉的典范。后来，四川机器局一度遭朝廷勒令停办，丁宝桢多方奔走，力陈西南防务与近代工业建设的重要性，最终促成四川机器局恢复生产。中法战争期间，四川机器局开足产能、加急生产，为前线输送大量军械弹药。

兴办机器局、培育工业人才、推进近代工业发展，短期之内难见“显绩”，却关系国家长远发展根基。丁宝桢所追求的，并非一时政声，而是国家自强之基、久远之利，这正是“显绩”与“潜绩”辩证关系的深刻体现。

回望丁宝桢治蜀十年，整饬吏治，正的是庙堂上下风清气正之基；整顿盐政，纾的是百姓一日三餐之困；兴办洋务，图的是国家长治久安之强。这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穿越时空的启示：要始终把国之安危、民之疾苦置于个人得失之上，葆有不畏权贵、破除积弊的斗争骨气，锤炼求真务实、固本谋远的施政本领。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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