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报记者 刘川 朱乔明
从贵州贵阳市区出发，一个小时车程就到了南明区永乐乡。顺着村路往里走，一座院子和三栋小楼出现在眼前。没有气派的门头，这个安安静静立在山野里的刘玉智藏报馆藏着五十多万份珍贵的报纸。
走进报纸展厅，旧纸张特有的油墨气息迎面而来。厅内展柜与墙面按时间线整齐排布着各个时期的报纸：既有清同治年间的《申报》、民国《大公报》《民国日报》《救国报》等百年老报，也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见证革命与建设的珍贵藏品。
在一旁展柜中，丝绸报、伞报、金箔报、“中国最小报”等特色藏品依次陈列，各类创刊号、复刊号、终刊号、重大事件号外分门别类，摆得满满当当。站在展厅里，像翻开了一部活的时代史，一张张薄纸串起百年光阴。
刘玉智与他的藏报。朱乔明 摄
“报纸里有历史，有知识，更有做人的道理。”说起和报纸的缘分，年逾八旬的刘玉智的话很朴实。小时候家里穷，刘玉智只上过几年小学。二十岁出头在粮食仓库上班，身兼通讯员、采购员、收款员三份工作，文化不够用，就抱着报纸认字、学写材料。是报纸，教会了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时候，刘玉智天天翻单位订的《贵州日报》，遇到好文章就收集起来，贴成小本子反复看。1965年，一位干部看到他攒的报纸，告诉他这些创刊号、老报纸都是记录时代的东西，很有收藏价值，被这一句话点醒的他正式走上了藏报纸之路。
这一收，就是60多年。
为了找报纸，刘玉智跑遍了贵阳的废品收购站、旧物市场，后来又去北京潘家园、上海旧书街淘报。60多岁的时候，他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去北京，就为收一份清末的《政治官报》，钱全花在买报纸上，回来路上饿了就喝凉水。
最让刘玉智记挂的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在废品站发现了一套1917到1927年的《大公报》合订本，眼看就要被打成纸浆，他东拼西凑借了5000元买回来——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5000元无疑是笔天文数字。身边有人说他“疯”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花钱买一堆“废纸”，他也不辩解，只觉得这些东西留着有意义。
幸运的是，这份旁人眼里的“痴”，慢慢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一开始妻子蒋学美并不支持，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被报纸占了大半，连落脚的地方都很少，两人为此没少吵架。可看着三个儿女从小跟着父亲翻报纸、抄文章，耳濡目染都爱学习明事理，后来一个个考上了大学、工作生活都独当一面，她慢慢懂了：这些报纸不是没用的废纸，是给家里攒的“文化家底”。
一摞摞报纸在刘玉智的精心收藏下保存完好。朱乔明 摄
2006年，刘玉智提出想在乡村建藏报馆，全家人都表示支持。儿女出钱出力，陪着他在老家选地、盖房，前后花了6年时间，2012年报馆正式建成，免费向社会开放。
这座馆藏数十万份报刊的民间藏报馆，把百年党史、近现代发展史、地方乡土新闻史料送到山村，大量绝版老报、珍稀号外更是不可复制的文史资料，为文史研究者、高校师生提供了免费的研学资源，持续为地方历史研究留存实物佐证。同时，藏报馆还有效填补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空白，成为乡村特色文化地标，为周边村民打开了一扇连通百年时光的窗口，尤其使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珍贵的文史资料，在读报中开阔眼界、沉淀学识，让红色记忆、时代故事在乡村代代传递，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
报纸，在这里点亮了乡村文明的灯火。
一张张薄纸，藏得住过往岁月，也撑得起一个家庭的精神底色。这些年，刘玉智家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等称号。现在，刘玉智依然每天睡在被一摞摞报纸紧紧包围的床铺上，他说，被书香包围的日子，最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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