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飞
当何大江的《成都风物诗记》（中英文版）以诗为钥，轻轻撬开3000年时光的裂缝，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年代数字，而是一幅幅内容丰富的文明长卷——望丛祠里君王的爱恨纠葛，蜀王宫里兴衰的历史密码，石碑上凝固的弦歌雅韵，藏书楼里飘溢的墨香书魂……何大江以文学的温度、历史的厚度、考古的精度，重构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以物为媒
“史册上一句简略的记载，在此化作血肉丰满的命运图景。”这正是《成都风物诗记》的特质。全书选取20件文物或古迹，从望丛祠的青铜礼器到蜀王陵的陶俑石刻，从合江亭的诗碑到盐商的藏书楼，每一件风物都是一把钥匙，打开通往特定历史现场的大门。
在望丛祠里，作者没有停留在古蜀先王祠庙的泛泛介绍，而是聚焦“并肩而坐、相爱相杀的君王”——杜宇与鳖灵。透过斑驳的古柏与残碑，他还原出一段权力与理想交织的传说：杜宇“教民务农”的仁厚，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的雄才，以及最终“禅让”背后可能的博弈与无奈。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打捞，让沉睡的古迹有了呼吸。
同样，面对王建，作者没有简单贴上“僭越者”的标签，而是通过永陵出土的玉大带、谥宝等文物，勾勒出这位前蜀开国君主从草莽到帝王的蜕变，以及治下“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的繁华。
明代蜀王宫的“起高楼”与“楼塌了”，更是一部浓缩的王朝兴衰史。作者以考古发现的宫殿柱础、琉璃瓦当为线索，结合《明史》《蜀中广记》的记载，再现了蜀献王朱椿“锐意文雅”营造的王府盛景，也揭示了明末“尽焚成都宫殿庐舍”的惨烈。
而地下的明蜀王陵，则以其“富贵锦绣”的陪葬品，映照着人间权力的虚幻——那些精美的金器、玉器，最终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几粒尘埃。
这种以物证史的写法，让文物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而非沉默的陈列品。
以诗为桥
“汉白玉教舍里的书声，合江亭边诗人的吟唱，一千块石碑树立起石头上的图书馆，盐商的藏书楼飘来枣梨墨香。”书中对“文心”的捕捉，尤见功力。作者深谙“诗是语言的精华，也是情感的结晶”，将诗歌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故事，而成为可感可知的共情。
在合江亭边，作者遥想杜甫“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苍茫，也捕捉薛涛“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的细腻；在石头图书馆（成都碑林）前，作者摩挲着颜真卿、苏轼的碑刻，从笔锋的顿挫里读出文人的风骨；在盐商藏书楼中，作者仿佛闻到枣梨墨香——那是雕版印刷的气息，也是蜀地文脉弦歌不辍的见证。
更难得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引用古诗，而是以诗人的敏锐，将感悟融入其中。例如，写到汉白玉教舍（可能指文翁石室），没有罗列“蜀学之盛，比于齐鲁”的史料，而是用“书声穿透了两千年的风雨”这样的诗句，让文翁兴学的功绩有了声音与温度。
这种“诗记”的写法，打破了学术考据的枯燥与文学想象的空泛。当考古报告中的“陶俑面部表情生动”，被转化为“他们或许在守护一场未醒的梦”；当古建筑的“斗拱结构精巧”，被诠释为“木与木的拥抱，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天空”，历史便有了情感的共鸣。
正如作者所言，他要“用手掌的温度弥合城墙砖缝里的时间断层”。而诗歌，正是传递这份温度的媒介。
以考为基
作为长期专注地方史的写作者，何大江的文字既有文人的诗意，更有学者的严谨。“穿行于田野与古籍之间，用带着泥土腥气的考据与古人辩驳”，这不仅是写作姿态的写照，更是全书的学术底色。
为了考证蜀王陵的年代，作者对照《大明会典》中关于亲王陵墓规制的记载，实地测量墓道长度、观察石刻纹样；为了厘清盐商藏书楼的源流，作者翻阅《成都城坊古迹考》《益州书画录》，甚至走访藏书楼后裔；即便是对王建这样的传奇人物，作者也锚定永陵出土的哀册与《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的记载，让故事有了可靠的历史坐标。
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据态度，让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但作者并未止步于考据，更将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与文学想象熔于一炉。例如，写到明蜀王宫的覆灭，作者既引用《蜀碧》中“成都城破，宫殿尽毁”的记载，又描绘“断壁残垣间，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丝竹声”；论及望丛祠的祭祀传统，作者既考证二王庙的沿革，又写下“香火里，藏着蜀人对土地的敬畏”。这种“考据为骨、文学为肉”的写法，让历史既有硬度，又有柔性。
翻开《成都风物诗记》，我们推开的不只是“古蜀国沉重的大门”，更是一扇通往文化根脉的窗。
（《成都风物诗记》，何大江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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