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淼
不久前，话剧《苏堤春晓》来到成都，苏东坡亦穿过一蓑烟雨而来；6月初，时隔13年后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首演，在青城山修炼的白蛇、青蛇再度踏入人间。前者是现实中的历史人物，对应着中国文人的精神谱系；后者是神话传说中的形象，解释着中国文化中的神话想象。
两部舞台作品先后抵达同一座城市，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作为一种缩影，映照着中国舞台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一方面是舞台剧目越来越注重挖掘历史题材，苏轼、杜甫、三国文化等历史素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神话题材也在重新活跃，青蛇白蛇、西游、哪吒等作品不断被改编与重排。
如果说历史题材是在重新寻找民族记忆，那么，神话题材则是在重新激活民族想象。无论历史抑或神话，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使是在快速的时代更迭里，我们仍然需要那些古老的故事。
《苏堤春晓》与《青蛇》在成都的相遇并非偶然。如果将视野放大，我们会发现，《杜甫》《红楼梦》《只此青绿》等作品的演出，几乎以群落的形式证明着，在当代舞台上，历史与神话正在重新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资源。
如果只是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怀旧，结论未免过于简单。
当我们试着探索历史与神话的角色与意义，就会发现其与现实题材的区别在于，后者可能切中肯綮地解决现实问题，而历史或神话更多回应的是精神层面的疑虑或追求。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舞台作品在历史与神话中挖掘故事时，更像是当代剧场重新寻找文化母题的行动。
不妨以《苏堤春晓》与《青蛇》为例。
《苏堤春晓》里的苏东坡，被重写的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的失意。这恰好是当下重写历史题材的可贵之处，不把苏东坡视作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展现他的生命经验，他与现实困境相处的方式。
《青蛇》重排的意义在于，一改原本的叙事视角，告别因爱受难的悲剧叙事，让她站在人间之外，在天然的好奇、困惑与不服气的流露中，观察法海，观察人间如何怀疑与惩罚白蛇。在青蛇的视角下，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间，这些问题越过具体的时代，回应着当下的情感与思虑。
所以，无论是《苏堤春晓》还是《青蛇》，透过这些重新回到当代舞台的历史与神话，可以看到，当下正在回归舞台的并不只是历史人物或神话角色，而是中国文化里那些一直在被反复追问的命题。
可以继续追问的是，传统回到舞台，并不意味着传统就能够有效地进入当代。在东坡故事、白蛇故事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下，更重要的事情在于这些历史、神话、传统如何被重新讲述。也就是说，经典的生命力，不在于提供答案，而是在重新被看见的过程中能够生成新的问题，从而包容每一个时代的观众都能够带着自我经验走入经典中。
苏东坡在不同年代被看见的，可能是家国情怀、文化人格，可能是横溢的才华、动人的诗歌，当然也可能是他的矛盾、失意，乃至失败。《白蛇传》在进入不同年代后，被讨论的不仅可以是爱情伦理，也可以是女性命运，还可能是个体与秩序、自由与规则等。
无论是李碧华的小说《青蛇》，还是徐克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青蛇》，过去的青蛇故事，其创新之处在于从青蛇的视角重新看见与理解白蛇故事。话剧《青蛇》在视角切换成青蛇重新讲述故事之余，也让法海从单一的形象化身，变成既背负规则，又被人间牵动的人，法海更像是人与规则的结合体。
在过去的影视作品里，法海常被塑造成白素贞与许仙爱情叙事的障碍。而在话剧《青蛇》的舞台上，法海已经不只是作为一种秩序表征的存在，由于被赋予了情感与欲望，从而被塑造成近乎自由与规则的边界化身。
于是，当传统的白蛇故事以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为底层逻辑时，话剧《青蛇》超越前者，以青蛇与法海的故事线，指向如何面对人生例外的讨论。所以，可以看到，在这出被重排的经典故事里，故事冲突并不在于外部的人妖之别、善恶之分等，而是指向人的复杂性，而情感的复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从经典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
如果说《苏堤春晓》通过历史人物的生命经验，回应的是当代人关于困境或精神归处的追问，那么，《青蛇》则通过神话人物之间的纠葛，追溯着关于自由、规则与差异共存的辩论。
所以，与其将两者视为孤立的舞台，我更愿意将两者的相继出现描述成站在当下对过去的一场回望。在历史里，我们能找到与命运相处的方法；而在神话里，如何与人间边界相处，也许亦能得到回答。
作者简介
胡淼，四川传媒学院智能影像艺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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