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继和
在今四川境内山川江河大地上，巴蜀文脉流贯了五千年。从它的童年时代起，就受着中华母体文化的哺育和引领，在中国大一统文化共同体内，同根同源，相生相依，传承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又与不同地域的地方文化交流融汇，多元一体，“驰骛乎兼容并包”（司马相如），形成了拥有个性化特征的巴蜀文脉总谱系，发展出了巴蜀文化个性化的生态绿舟文明之脉、根深脉长的历史人文之脉和巴蜀人心灵与精神发展之脉。
巴蜀“非常之人”的精神
巴蜀生态世界无边的神奇，最先是“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发现的。他在初次入蜀所写的《入蜀纪行诗序》中讲，他第一次进入剑南（今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包括成都、绵阳、广元、乐山等地），看到的是神秘奇景：岷山“天壁嵯峨”，岷江“凌涛鼓怒”，是“青峰杂起”“丹壑争流”的大山大水，而不是纤细秀巧的小山小水，这真是“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呵！怎么能不给人以游仙似的神游快感呢？王勃忍不住对着巴山蜀水高呼：这岂不是“宇宙之绝观者也”。这里，他用了一个今天看来还很现代化的词语“宇宙绝佳的景观”，道出了巴山蜀水最大的特点：“大山大水，宇宙绝观”。
在他之后，李白和杜甫均承袭王勃，称赞巴山蜀水是山川习俗迥异的世界。他们赞颂“蜀城”“巴乡”是“九天开出”的“锦绣”和“入画图”，是“岂异神仙宅”“山下列仙庭”“天路看殊俗”。今天形容川藏公路为“天路”，就来源于“李杜”。
巴蜀文态世界无尽的神秘，是中华民族文化总谱系内一串独放异彩、璀璨光辉的地域文化明珠。从“兆基上古”“人皇九囿”，巴蜀在同一“囿”内同质同体、差异发展的万年文化史，到古蜀“五祖”和巴人始祖后照开启的五千年文明史，再到三星堆、金沙“粲然殊奇，蜀所独有”的古巴蜀青铜文明，无不显示出人类文化隽永的创造力、梦幻的想象力和奇肆的谐趣力。
巴蜀人的心灵世界无穷的神妙，展现为巴蜀民俗、民风和民心的特异性，既具有中华民族追求幸福生活的最高境界的共性，又具有巴蜀人集体文化性格的特殊性。把巴蜀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其心灵世界自有其神妙。
巴蜀人的心灵世界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司马相如总结的巴蜀“非常之人”的精神。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写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与平常人不同，非常之人的精神既有非常创新创造的奋斗精神与实干精神，又有非常浪漫奇瑰的梦想精神与理想精神。
这两方面相结合，故历代巴蜀人既有实干苦干的奋发有为精神，他们一往无前，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又有“明月泠然洗我心”（苏轼）的瑰奇理想，还有惟求大美、众美、美美与共的人文美学精神。他们既现实，又理想；既善于“吾日三省吾身”的慎独，又富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升庵）的豁达与旷远。他们主张“热肠涌出性情诗”的性灵抒写，不循故辙，勇开新路。这就是巴蜀人的特征，也是川渝清官的特征，还是清官集体总的文化性格。
巴蜀“三态”与先贤的相互成就
巴蜀长期和谐交融的生态、文态与心态“三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资源与历史底蕴，是当地自然奇观、人文价值、文化信仰、美学精神的交汇。它们是诞生和哺育巴蜀清官廉吏和天下文宗的肥壤沃土；又是清官廉吏、天下文宗践行家国理想的沃土。他们以“致君尧舜”的政治追求和“文以载道”的文化使命，通过正风励俗的治理实践，培育出风清气正的社会气息，最终实现个人修为与家国责任的同构。
东汉学者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云：“为政之要，辨风正俗，（乃）最其上也。”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第一要务，就是主持政务的官吏需要充分认识和了解“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社会风习，并根据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与历史底蕴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使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深处，落实到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上。
北宋官员梅挚是成都人，他到昭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做官，勤政爱民，革除地方弊政。他撰写了《五瘴说》，剑指与民争利、刑狱不公、奢靡享乐、侵民敛财、作风不正等毒化官场的五种“瘴气”。在他到任昭州的60多年后的北宋元符年间，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被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感慨万千，即赋诗曰：“五瘴虽云不可避，一篇聊复瘴昏警蒙愚。”《五瘴说》能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警示当下，正在于它如投枪和匕首，击中时弊的深刻性。梅挚用自己的人生实践，给后人留下了为民担当的价值情怀。
宋代成都知府赵抃是从皇帝到国人皆称的“铁面御史”，是以成都清白江命名的“清白文化”传承的标杆。他四次被派入蜀，从不置私产，只带一琴一鹤上任，上任即检民事，正风励俗，弹劾贪官污吏。他上任时，经过青城山，即在客舍用自带雷琴弹奏《流水》，可惜旅居客舍的俗人听不懂，嫌其吵闹，赵抃便停止演奏。他就是这样为民着想的官吏。他上任经过湔江，即发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成都百姓为纪念他，便把此江叫作“清白江”，从此该江成为“清白文化”的符号和地标，今天又有以青白江命名的区。他倡导并身体力行“吾日三省吾身”，每晚都要在庭前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是否有利于民，如果无利于民，第二天即改正。他为制止奢靡之风，最初禁民宴饮。当了解到成都人盛行的民间宴饮活动是众人凑份子钱，不花政府一分钱的亲仁睦邻、和谐同乐的风习后，他就立即纠正，允许民间宴饮，并带头倡导文化旅游，他自作“遨头”（“遨游”活动的领头人，“遨游”是古代对休闲性出游活动的雅称），带领成都市民自带“遨床”（小板凳）“遨游”。从浣花溪游江（小游江）到锦江游江（大游江），成都的游江习俗就是这样兴起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早期创举之一。
眉山人陈希亮从宿州知州到大理寺少卿，他缉盗安民，兴修水利，培养士子，使宿州境内门不夜闭，百姓谓数百年来无此好官。他在宿州汴水上造桥，改善当地交通。在建起飞桥后，皇帝下诏褒奖陈希亮，全国各地也纷纷效其法，这才有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那座绝美虹桥。
陆游入川后，即被巴蜀书香文化所感染，他称赞前辈苏轼出生的眉山是“郁然千载诗书城”；到荣州（今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他又称赞荣州为“郁乎其文”。真可谓一语中的，蜀山巴乡拥有浓郁的书香气息。在四川，城与乡自古浑然一体，交融发展，城即是乡，乡即是城，而诗意栖居、书香生活为巴蜀人文地理的最大特色。陆游笔下“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的许多动人故事，就发生在蜀中书香人文地理环境之中。
清代遂宁人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正是黄河水患严重之时。他面临治水钱粮的“烂账”，果断对河工吏治加以整肃，撤销了协理徐廷玺的职务。张鹏翮经常深入治水一线，前后指挥几十万民工治水长达8年。张鹏翮四处为官，立起了清慎廉能之名。他曾在全国多地留下了不少遗迹，成为当地人们缅怀清官家国情怀的人文坐标。他的孙子张问陶，是继承张鹏翮廉政家风的大清官、大才子，亦是性灵诗派的代表，且主张为民而作。
近代自贡人赵熙被誉为“士林之鹤”，他在江西道监察御史任上，直言上书弹劾首席军机大臣亲王奕劻等权贵之腐败劣行，还请为“戊戌六君子”昭雪。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他被推为京官川南代表，上章严劾四川总督赵尔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
这些清官在不同地方为官，都能准确把握当地的人文与自然地理特色，紧紧抓住当地百姓的特有嗜好、生活情趣和烟火味来生活、来工作、来思考，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从而在心灵深处找到“忧乐天下”的美学境界追求。这些思想与故事历代流传，不断丰富巴蜀魅力的思想养料和历史财富。
疏源浚流，与古为新。他们的事迹与品格，历经时光淬炼，已成为涵育人心、成风化俗的强大力量。今天，我们深入挖掘这份独特的廉洁文化遗产，正是为了从巴蜀悠久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有效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深厚的巴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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