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淼
1800余年岁月流转，成都武侯祠依旧古韵依然、游人如织、底蕴弥醇。祠内“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传世对联，精准凝练了诸葛亮的治蜀方略与施政智慧，道尽这位“三代下一人”扎根巴蜀、鞠躬尽瘁的家国情怀。
诸葛亮27岁走出隆中，辅佐刘备。公元214年，诸葛亮随刘备入主益州，自此将满腔心血倾注于这片土地。从出山辅佐到54岁病逝五丈原，诸葛亮用整整27年的忠诚与担当，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铮铮誓言，将全部智慧与心血倾注于兴复汉室、造福黎民的大业，沉淀出为民、实干、清廉的宝贵治政智慧。穿越千年时光，这份历经岁月淬炼的治理理念与精神品格，与正确政绩观内核高度契合，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笃行履职担当，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迪与精神滋养。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是诸葛亮治理蜀地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将安抚百姓、稳定民生置于施政首位。
公元214年，刘备、诸葛亮入成都时，豪门大族横行霸道，政令涣散不行，百姓饱受苛政盘剥、战乱侵扰。诸葛亮接管政务后，没有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而是从最根本的民生入手。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都江堰是成都平原的命脉。为夯实农耕根基，他特设堰官专职管理，调拨1200名士卒常驻此地，疏浚河道、修缮堤堰，确保都江堰持续发挥作用。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而后，诸葛亮制订的维护制度被严格执行了近2000年，成都平原持续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繁荣景象。不仅如此，诸葛亮北伐期间，在汉中组织军民修复山河堰、修建冬水田，号召“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力求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正是这种始终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解决群众最迫切需求的务实精神，使蜀地很快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升平气象。
历史的回响穿越千年，“以民为本”的理念一脉相承、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与当年诸葛亮评价蒋琬所说的“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在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都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施政原点。这样的治政之道启迪我们：真正的政绩，不在报表数字里，不在门面工程中，而是写在群众冷暖之间、民生实效之中。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履职尽责的标尺，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以实实在在的为民成效书写政绩答卷。
诸葛亮治蜀之绩彪炳史册，不仅在于其勤政爱民的情怀，更在于其求真务实的治理智慧。面对益州“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积弊，法正等人主张效仿汉高祖刘邦入关中的“缓刑弛禁”之策。对此，诸葛亮经过洞悉时势、审慎辨析，精辟指出：“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而刘璋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暗弱”，法纪废弛导致“文法羁縻，互相承奉”，此时若再行宽纵之策，无异于抱薪救火。因此，诸葛亮旗帜鲜明地提出：“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在诸葛亮的坚持下，一场“审势立法”的实践拉开序幕。他联合法正、刘巴、李严等熟悉蜀地情况的本土贤能之士，以秦汉旧律为基础，结合益州豪强专权的实际，共同制定了蜀汉的基本法典《蜀科》，包含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章，对官吏职责、民生事务、军事纪律等作出细致规定，最终形成一套层次清晰、覆盖广泛的律令体系。更为可贵的是，诸葛亮深知“法不阿贵”乃法治权威的基石，始终坚持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他在《出师表》中对后主刘禅恳切告诫：“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公元228年北伐期间，诸葛亮最倚重的马谡因违背军令导致街亭失守。尽管马谡临刑前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群臣也纷纷为其求情，诸葛亮仍坚持原则，毅然处决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诸葛亮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疏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坦承“臣明不知人，料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这种“刑过不避大臣”的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的旧俗，赢得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清明政治局面。
实干笃行、依规履职、务求实效，是诸葛亮治蜀实绩经得起千年检验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的形成，既靠教育引导，也靠制度规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着力完善制度、立好规矩，不断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引导各级干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诸葛亮“威之以法”“赏罚严明”以及不搞急功近利的“治实而不治名”的治蜀方略启示我们：经得起检验的政绩，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科学规范的基础之上。新时代党员干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做到干在实处、务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清廉是从政之基，担当是履职之本。诸葛亮一生以身许国、夙夜在公、清廉自守，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贯穿一生的行动自觉，是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公为民的赤诚担当。
清廉自守、公私分明，是诸葛亮为官从政鲜明的标签，也是其能够公正施政、凝聚民心的重要根基。虽身居高位，手握大权，但诸葛亮始终恪守“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修身准则，一生清廉，不谋私利。晚年向后主刘禅自陈家产，留下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官员财产申报文书：“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便是身为丞相的诸葛亮的全部家业。对比当时豪门的奢靡风气，反差尤为鲜明。不仅严于律己，诸葛亮更把节俭清廉纳入官吏考核，自上而下整肃奢靡风气，压缩官府冗余编制，削减不必要财政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部分财力投入到农田、水利、民生建设中。诸葛亮临终遗命薄葬定军山，墓穴仅容棺木，无陪葬金玉，一生所得朝廷赏赐悉数用于军国民生，真正兑现离世不余私财的生前承诺。
诸葛亮这份“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纯粹，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筑牢“公私分明”的政治防线。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把“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本，把“不别治生”作为用权之规，坚决破除“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维，才能在任何诱惑面前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公生明，廉生威。唯有以清廉本色祛除私心杂念，跳出利益桎梏，才能真正把心思用在为民造福上。
诸葛亮的生命，定格在公元234年北伐前线的五丈原。从“躬耕于南阳”，到54岁病逝军中，诸葛亮始终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誓言践行对先主刘备的承诺。千古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集中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诚担当精神和为国为民的奉献品格。
蜀汉后期，国力羸弱、战事频发、内外承压，诸葛亮身兼理政、治军双重重任，大小政务事必躬亲、夙兴夜寐，史书载其“罚二十以上皆亲览”，即便琐碎刑狱小事也亲自把关，坚决杜绝官吏徇私舞弊、敷衍履职。常年率军北伐、戍守边疆，诸葛亮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令军队不得侵扰乡邻、劫掠庄稼，在征战之余心系民生、守护一方安稳。即便积劳成疾、身染重病，他依旧坚守五丈原军营，统筹边防部署、谋划内政民生，直至病逝军中。
尤为可贵的是，诸葛亮的忠诚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建立在“治实而不治名”之上的理性担当，是对“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使命的坚守。他在南征中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之策，七擒七纵孟获，恩威并用，终于使南中豪强心悦诚服，实现了“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稳定局面。他提出“治国犹若治身”“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并强调用人唯贤不避仇，举荐了郭攸之、费祎等一大批贤良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蜀汉的栋梁之材。面对中都护李严写信劝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引诱，诸葛亮断然拒绝：“吾本东方下士……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般不为私利、一心为公的坦荡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正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新时代党员干部要以史正心,以史明志，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既要有干在当下的实干精神，更要有着眼长远的胸怀格局，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业绩。
（作者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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