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不少先贤或从巴蜀走出，或从外乡来到这片土地，以各自的方式践行“民为邦本”的为政理念。

“如公者，为人之所难，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明代方孝孺《蜀三守赞·李冰》

李冰摒弃官威，草鞋竹杖，千里踏勘岷江，最终以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智慧，主持修建了泽被万世的都江堰。他不仅创造了“无坝引水”的工程奇迹，更留下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与“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格言，将顺应自然、造福苍生的治水哲学刻入石壁。明代阮朝东撰的《新作蜀守李公祠碑》说:“禹之泽在天下，冰之泽在蜀。蜀人思冰，不异于思禹也。”

“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东汉班固《汉书·循吏传》

面对蜀地“僻陋有蛮夷风”的现状，庐江（今安徽六安）人文翁履任蜀郡太守后，深信“教化”乃治本之策。他“仁爱好教化”，开创性地在成都设立“石室”官学，选派俊才赴长安学习，并免除学子徭役，择优为吏。此举不仅使“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传》），更开创了地方政府兴办官学之先河，汉武帝后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宫。班固赞其“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唐代杜甫《陈拾遗故宅》

这位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的“海内文宗”，政治抱负远超诗名。他屡次上书武则天，系统提出“安人”主张，认为“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在《谏灵驾入京书》中，他直言关中饥荒，“白骨纵横”，反对劳民伤财迁葬高宗；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他反对无故兴兵，主张“息兵”“安人”。陈子昂的诗歌更是心声的呐喊：“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直指统治者应心系百姓。他在《座右铭》中写道：“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待士慕谦让，莅民尚宽平。”虽最终怀才不遇，但其心系元元的赤忱，光耀千古。

“公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
——宋代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

“铁面御史”赵抃四次入蜀，皆以“一琴一鹤”的简朴示人。他施政的核心是“中和之政”，宽严相济。途经湔江，见江水澄澈，他慨然立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此江因而得名“清白江”。他整顿吏治，禁绝官员收礼与不作为；更可贵的是能体察民情，初禁民间宴饮，后知成都“遨游”乃百姓自筹的睦邻活动，便立即解禁，甚至亲自作“遨头”参与。苏轼撰《赵清献公神道碑》，称他为“邦之司直，民之父师”。

“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
——宋代苏轼《陈公弼传》

眉州青神（今眉山青神县）人陈希亮，为官刚正。任凤翔知府时，关中遭遇严重饥荒，他敢于担当、果断开仓放粮，宁可担责也要先拯救百姓于饥饿之中。在京东转运使任上，他又严惩恶霸“截道虎”，为民除害；任开封府判官时，他为四川荣州盐户登堂辩护，减免不公赋税，以民生为重。陈希亮虽然平时寡言冷面、不苟言笑，但内心对百姓的体恤与关怀却极为深沉。《宋史》称其“为政严而不残，其良吏与”。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清末民初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诗人陆游的八年巴蜀中生涯，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信念的生动实践。任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通判时，他发布《夔州劝农文》，向百姓郑重承诺：“不纵掊克，不长嚚讼，不伤尔力，不夺尔时。”他着力劝导农桑，减轻隐赋。在嘉州（今四川乐山），他主持修缮防洪的“吕公堤”，并在岷江上架设浮桥以利百姓。虽频遭主和派打压，他仍心系北伐，在蜀州（今四川崇州）主持阅兵，写下“晓束戎衣一怅然，五年奔走遍穷边”的诗句。他将对土地与人民的热爱融入诗篇，更化为具体的治理行动。

“文端平生居官以清节重,扬历中外,早著循声。”
—— 清代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

潼川州遂宁县（今四川省遂宁蓬溪县）人张鹏翮，堪称清慎廉能的典范。在浙江巡抚任上，当地遭受特大旱灾，他带头集资、动员属下募捐、倡导士绅资助，并主动为民请命，撰写《请免捐谷疏》奏疏，恳请朝廷免除灾民的税粮并给予接济。任河道总督时，他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大堤岸边，亲乘马匹巡视每一处险工，终使黄、淮、运三大水系大治。他在《信阳子卓录》中说，“居官要守得穷秀才本色，庶无贪念。”他终身践行这样的理念，晚年官至大学士，去世后家无余财。康熙帝称其 “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

“黔自建省以来，名臣硕望接踵代兴，考其勋德之隆，未有如丁公者。”
——清代黎庶昌《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四川总督丁文诚公贵州专祠碑文》

晚清四川总督丁宝桢，得知儿子丁体常被派往山西任职知府，便给丁体常写 《家信》说：“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内督川十年，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见都江堰年久失修，水患频仍，便力排众议，奏请大修。他亲赴工地督查十余次，与民工同甘共苦，并将传统“笼石”工艺改为“铁石坚作”。他还整顿吏治、改革盐政，使蜀中“道不拾遗”。他1886年病逝于任上，由于平时多救济弱贫竟债台高筑，临终遗折云：“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其清风亮节，至今为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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