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栋  董子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内涵，清晰阐明了生产力与生态环境、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结合，既是生产力发展形态的深刻变革，也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统筹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多重目标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它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连，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理论根基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思想渊源，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自然与生产的智慧养分。

在绵阳市长虹城市会客厅四川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内，训练员在对机器人进行运动控制能力训练。图/王勇

新质生产力的诞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有关生产力讨论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多次阐明其生产力理论，其生产力理论并非单纯的经济学概念，同样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同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基本要素。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主体性要素”，承载着生产的目的意识、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则是“客体性要素”，构成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此外，马克思还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解放相关联，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社会进程不断推进，最终指向人的解放。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自然与生产的讨论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根基和精神涵养。我国古代哲学中蕴藏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生产力、生态智慧与天人关系的思想资源。《周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以天地之力和四时次序为自然力量的讨论奠定了总体基调；在此基础上，儒家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命题，强调人与自然不是主客二分的截然对立，而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揭示出自然本身具有生产力和创造力；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集中体现了因时制宜、取用有度的生产理念。中华传统思想在肯定人类生产实践能动性的同时，始终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其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生产智慧，为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发展模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启迪。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关联

新质生产力从诞生背景、内在特质到发展目标，始终蕴含绿色、生态、可循环的鲜明属性。它在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三个维度，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深刻内在联结，彰显出深厚的生态意蕴。

坐落于凉山州西昌市的通威西昌渔光一体产业园。图/林漫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提出了全新能力的要求，不仅要求其通过不断学习前沿知识和专业技能，提升核心能力，也要求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模式。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劳动者综合素养、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是发展绿色生产的重要根基。人的全面发展，也同步推动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意识持续觉醒。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摆脱自然束缚、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逐利的本质不断加剧生态矛盾。新质生产力的诞生体现并要求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并在与生产资料的融入中进一步唤醒生态自觉，推动人类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真状态。

伴随生产工具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数字化、高端化、科学化特征，推动生产资料实现革命性变革与拓展，其中贯穿着鲜明的生态理念。在有关生产力的讨论中，马克思深刻阐释“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强调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自然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矿产，都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无偿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传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通过前沿技术将更广范围的自然资源纳入生产资料范围，推动劳动资料实现从传统粗放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其“新质”不仅体现为技术水平的跃升，更彰显出对自然生产力的尊重，实现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严格保护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统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导向，必然推动生产关系作出系统性适配调整。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倒逼产权界定、权责划分、收益分配等生产关系环节优化完善。所有制、分配制度的调整，直接关系到生态资源的管护与配置。依托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为自然资源统筹分配、科学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实践运用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的关联，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从生态治理模式、生态价值转化、全球生态治理等多个维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在生态治理范式与方法上，新质生产力以其科学技术优势，推动生态治理实现从“末端被动应对”转向“源头主动防控”的转变，推进生态建设从修复性逻辑转向预防性原则。实践中，我国通过实施“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将生态约束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以清洁生产审核倒逼产业源头减污，借助数字孪生、物联网等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从条块分割的命令控制向系统耦合的智慧治理跃迁，这一转变使治理重心从污染发生后的补救，前移至生产方式本身的绿色重构。

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上，传统发展模式常将自然生态视作无偿公共资源，造成生态价值难以量化、保护主体收益失衡的困境。新质生产力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自然生态资源转变为可核算、可交易的生态资产。我国探索推行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将水源涵养、碳固定等生态功能货币化，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碳市场、水权交易、“两山银行”等制度创新，让生态保护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市场回报，实现了生态价值转化的理论与实践突破。

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层面，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新质生产力所承载的绿色技术与发展理念，具备全球适用性，助力我国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引领力量。我国依托全球规模领先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与新能源产业链，以“双碳”目标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可及的公共产品，通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突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互利共生的发展逻辑，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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