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1908年至1911年，梁启超与维新派人物麦孟华等人花费三年时间，合编成《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梁启超明确了这本书的编纂宗旨，他认为，近代中国之衰败，唯有崇尚法治，始得振衰起隳，富国强兵。这六人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变法有得有失、可圈可点，李德裕虽无变法之名，却为实干型能臣，他整饬吏治、裁抑藩镇、整顿财政，为唐代“会昌中兴”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在这份名单中，诸葛亮颇为耐人寻味。传统文人叙事里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道德完人。梁启超等人将他和历史上的实干型改革家放在一起，遵循的是“振衰起隳，富国强兵”的底层逻辑。诸葛亮入蜀后不仅有“猛政”，更有“德政”，他重建治理体系，让益州从“疲弊”之地，蜕变为“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东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富庶之地。

一部《蜀科》，民“畏而爱之”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益州，诸葛亮接过“军师将军”的大印。益州本来基础较好，一手好牌却被刘焉、刘璋父子打得稀烂。他们靠宽柔和私恩治理益州，导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豪强大族侵占田产、隐匿人口，官府对此视而不见，百姓怨声载道。

面对法纪废弛、秩序混乱的“烂摊子”，蜀郡太守法正建议诸葛亮效仿汉高祖“约法三章”，主张“缓刑弛禁以慰其望”。大致意思是，推行法治未尝不可，但应对地方豪强予以宽纵，别搞那么严，要让大家面子上过得去。

改革的阻力当然有，诸葛亮顶住压力，执笔回话法正，即著名的《答法正书》。他驳斥法正“刻舟求剑”的唯心主义错误。他说，刘邦面对的是“暴秦”，政苛民怨，所以需要“宽”来救急；而刘璋治理下，因滥封官爵导致秩序崩坏，问题就出在刑法“太宽”。重建权威的第一步不是“放宽”，而是用公正严明的法度“立信”，重新划定权力边界。诸葛亮认为，当下世家大族横行不法，必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秉持以严刑峻法廓清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诸葛亮与法正等人制定《蜀科》。《蜀科》虽严，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的公平性，反而促进了社会快速恢复秩序，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蜀科》并未停留在纸面，而是作为律法精神，渗透到蜀汉治理的方方面面，李严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托孤，可谓蜀汉重臣。北伐督运粮草时，李严因运粮不继竟假传圣旨，后又企图推卸责任。真相查明后，诸葛亮不顾他位高权重，毅然上书将其削职为民，流放梓潼郡（治所在今绵阳市梓潼县）。

第一次北伐失利，街亭失守。虽然直接责任在于马谡违令，但诸葛亮上疏后主刘禅，主动将自己连降三级，贬为右将军。这一“罚不避己”的举动，起到了立信的作用，对以往“专权自恣”的豪强大族起到了震慑作用。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描述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那么，在严刑峻法下，普通老百姓的体感如何？陈寿用“畏而爱之”四字，概括百姓对诸葛亮的情感。也就是说，百姓对法度权威的“畏”并非恐惧，而是敬畏；“爱”也非私情，而是对公正执政者的拥戴。正是“法行则知恩”（《答法正书》）的治理逻辑，使得严刑峻法之下，百姓终于“无怨”了。

诸葛亮的一揽子政策还包括人才选拔制度革新等，他重用董和、费祎等实干官员，同时抑制豪强、 通畅政令，廉洁高效的官僚系统很快建立起来，使得赋税、兵源、粮草等战争资源能够有效调配集中，为北伐做准备。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诸葛亮治蜀，因时制宜、因势而变地践行了孔子所言的理念。“猛政”在这里不是“苛政”，而是指以严厉刑罚和强力手段治国的政策，孔子主张“猛政”“宽政”二者相济。这种治理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深刻的辩证思维。

三路南征，刚柔并济“攻”民心

蜀汉政权在诸葛亮辅佐下稳固根基后，为实现“兴复汉室”首先要解决后方隐患。汉代以来，南中（今云贵川部分地区） 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凯里西北）、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隆阳区）四郡统归益州刺史管辖。蜀汉章武元年（221年 ） ，刘备在益州称帝，两年后，刘备病逝， 南中四郡的部分豪强大族，抓住蜀汉权力交替的间隙，举兵叛乱。诸葛亮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于建兴三年（225年）分兵三路南下。战事进展顺利，当年秋三路大军便会师滇池，叛乱平定。

云南大学原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林超民先生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当时南中部分大族已暗中倒向东吴，但也有的势力依然心向蜀汉。对诸葛亮而言，出兵南下，核心目标并非仅仅夺取当地的物资与人力，更是为了彻底安定后方，解除心腹之患，从而能凝聚全部力量，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理想。

沿着当年诸葛亮南征的足迹，从今天的四川宜宾、西昌，到贵州的苗岭侗乡，再至云南的保山、昆明，诸葛武侯的故事如南方茶马古道上不灭的烟火，在世代口耳相传中，熔铸成超越时空的“诸葛亮崇拜”。在林超民看来，“诸葛亮崇拜”的诞生，正是源自诸葛亮“攻心为上”的怀柔之策。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梅铮铮向本刊记者介绍，凉山州发掘出土的不少农具上，刻有“蜀郡”“蜀郡成都”等字样，这说明南征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

在云南普洱、西双版纳的茶山，至今流传着“武侯遗种”的传说，当地尊诸葛亮为“茶神”，深信茶种与种植智慧由他带来。林超民指出，普洱茶及其文化本就植根于当地，诸葛亮被神化，主要因他象征着中央政权与先进文明。茶农将茶叶与这位备受尊崇的历史人物相联系，既抬升了茶叶的文化意蕴，也为开拓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久而久之，在古老的南方茶马古道上，诸葛亮的形象逐渐融入袅袅茶香，成为兼具文化与经济意义的符号，延续千年。

清代学者师范在《滇系》中感叹，为营、为寨、为城、为台……南征往返不足一年，却在云南留下遗迹“不止数十处”。这说明，诸葛亮“攻心”策略被很好地执行，他率军一路南下，秉持民本思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带来先进的文化教化风俗。

为稳定南中，诸葛亮将四郡析为七郡，以分化豪强势力。他大胆起用当地大姓与首领参与治理，并将孟获调至中央任御史中丞。曲靖市史志办原主任范利军向记者表示，这一安排被视为精妙的制衡，孟获既可代表南中利益，也能相对超脱地行使监察职权。此外，诸葛亮推行“不留兵，不运粮”之策，避免驻军与长途调粮加重百姓负担，同时尊重当地习俗，不强行改变其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了“夷汉粗安”（东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局面。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游客常被那副“攻心联”吸引驻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云南白族学者赵藩撰写了这副楹联，总结了诸葛亮南征的智慧。诸葛亮以刚柔并济为策略，一开始就将南征定义为政治优先的战略行动，军事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辅助手段，之后又以分治安边为根基，以长治久安为目标，将军事行动、民族安抚、制度建设完美融合，既维护了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又兼顾了边疆民族的生存尊严与本土利益。不少学者认为，诸葛亮南征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范本。

后世不少士人书写过诸葛亮的《出师表》，书写者既展示书法艺术，又借笔墨向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贤相致敬。图为南宋晚期至元代初期官员、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所书《出师表》的纸本墨迹，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次北伐，民生“实功”赫赫

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五次北伐，都无功而返。有人发出疑问，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不是被高估了？

对于这个问题，研究三国文化的知名学者沈伯俊先生的看法是，诸葛亮的军事才华毋庸置疑。他认为，面对强大的曹魏，诸葛亮在北伐中始终保持了主动进攻的态势，使魏军被动防守，穷于应付，“若天假以年，蜀军逼退或击破魏军，夺取关中地区是完全可能的”。沈伯俊曾指出，北伐未能最后成功，还是受到蜀、魏综合国力对比的制约。正如陈寿所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另有观点认为，打仗烧钱，诸葛亮不愿意不计代价地敲骨吸髓、耗尽国本而导致民瘼遍地。学者陈忠海也认为，诸葛亮减兵省将，注重控制战争对民力的消耗，他把常备兵员控制在约8万人，并实行轮换制，以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有人建议暂停轮换以增兵势，被诸葛亮以坚守信用、不让士卒失望为由拒绝。在赋税上，他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认为过度征敛会导致变乱。

“有人做过统计，三国时期曹魏控制区内共发生民变24次，孙吴23次，而蜀汉仅有3次。”陈忠海说，“这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主持下制定和推行的赋税政策是较为合理和成功的。”

治蜀期间，诸葛亮推行务实而系统的经济政策，这些“德政”为蜀地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对都江堰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开创了后世都江堰设专职堰官维护的制度先河。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诸葛亮专门征集兵丁一千多人常年驻守都江堰，对其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他颁布《言锦教》，将蜀锦定为支撑军事与财政的关键产业，并亲自示范，在府周植桑八百株，鼓励百姓养蚕织锦，擦亮了因东汉末动乱而蒙尘的“锦官城”美誉。南征过程中，织锦技艺被传授给西南少数民族，促进了当地技术发展。

大力开源的同时，诸葛亮力倡节俭，反对奢靡。他本人以身作则，带动了整个官僚体系形成俭朴风尚，有效节制了财政支出。蜀汉经济在短短数年内得到显著恢复与发展，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的“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正是当时民生复苏、物产丰饶的写照。

从杜甫、王安石到章太炎、梁启超，历代为政者与思想家推崇他，是因为他“鞠躬尽瘁”的忠与“不别治生”的廉。他有军事征伐的显功，更留下了塑造社会生活的潜功，而在民间记忆里扎根生长、获得百姓由衷感念的，往往是这些不事张扬却润泽深远的潜功。正是这种以民为本、务实笃行的政治品格，赋予了诸葛亮的精神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烛照后世，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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