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许然
近日，廉政瞭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少数地方在工作评价机制上用“和稀泥”的思维代替对实绩的评价，一定程度挫伤了基层干部的干劲。
这种思维主要表现为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过度倾向人为认定的强势部门；另一种则是一味在考评上兼顾工作实绩不那么突出的单位。
“这两种情形都是没有将实绩作为评价工作的核心标尺。”某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敏说，个别地方在评优中刻意向所谓的强势部门、领导包联单位倾斜；有的地方打着“统筹兼顾”的旗号，忽视实绩，将评优指标进行简单粗暴的平均分配。这些做法背离了评价的初衷，也挫伤了基层干部的干事积极性。
“强势部门”保送评优
在中部某县，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当地评优评先总是首先考虑四大办、组纪宣、公检法这些单位，或是领导分管、包联的单位。反观群团组织等单位，因为工作没有那么多显性成绩，不容易被量化，常年在评优评先中垫底。
“哪怕强势部门在工作上有短板，也能被优先照顾。”一名乡镇干部说，他所在的县委办有名干部因为工作作风问题受到党纪处分。按当地相关规定，这个单位年终不能被评为优秀。但在年终考核前不久，这名干部被调到其他单位，当地县委办还是拿到了优秀单位称号。
这种“和稀泥”的评价方式，让弱势部门的干部难以晋升。该县一名公职人员认为，当地的政治生态就是：只要不在核心部门，又和领导走得不近，考核一般都会靠后，多年都难以晋升，这些干部大多数干劲不足。
懒政背后的治理水平不足
某县委组织部部长蒋涛说，少数党员干部把“统筹兼顾”当成了“按权分配”和不得罪人的“平均主义”。
“在个别党员干部眼里，四大办、组纪宣这些单位，不管干得好不好，评优时都应该优先考虑，说白了，就是不愿意得罪领导。”某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敏说，一些领导干部不敢较真碰硬，更不愿打破多年惯例，用“老好人”的人设掩盖懒政思维，这些领导干部往往治理能力不足、思路不清，把“和稀泥”当成治理手段，把“平衡术”当成从政之道，对当地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
懒政思维加上治理水平不足，让一些地方的考核体系改革进展缓慢，考核指标不能依据不同部门、不同乡镇的特点设置，也没有同时体现显绩与潜绩的科学考核体系。因为没有科学的评优标准，一些地方在考核时即便能抛开领导亲疏远近的因素，也无法对干部进行客观区分，也只能搞“排排坐，吃果果”的绝对平均。
西部某国企中层干部刘恒表示，公司评优“搞平均”的潜规则花样繁多。“比如，新提拔的干部，无论工作做得多好，提拔当年都不能评优；三年内，评优过一次的人，不能再评优。”
在刘恒看来，这种评优方式，让不少新提拔干部选择了躺平，更难受的是，这些看似“平均”的潜规则，从来都做不到一视同仁。“只要和领导关系好，这些标准也可以随时被打破，最后变成了没有标准。”
“和稀泥、搞平均，只会让敷衍者得利，让认真工作的人受委屈。”张敏说，这些做法本质上是对个别躺平者的纵容，最终导致工作标准降低、难题悬而不决，基层治理效能打折扣。
以实绩激发干事动力
“改变这种错误政绩观，首先得从思想上纠偏。”张敏说，一些党员干部要摒弃“老好人”心态，打破无标准的“平均主义”，同时要打破所谓强势部门包揽评优名额的惯例，让评优不再成为平衡各方面的工具。
除此之外，科学的考评制度也是重中之重，让不同特点的部门，在属于自己的赛道里评比，杜绝“关公战秦琼”的现象，让无标准平均失去生存土壤。
比如，浙江湖州推行一镇一策、靶向考核。当地为不同发展定位的乡镇量身定制考核标尺：主打文旅的乡镇，就重点考核游客满意度、民宿规范经营、生态保护等内容，不再硬性下达工业产值任务；以工业为主的乡镇，则聚焦智能制造转型、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环保指标守住底线要求，不搞层层加码。同时允许乡镇自主申报特色亮点工作，引导其各展所长。
再比如，甘肃张掖针对祁连山重点生态功能区，设定了“不考GDP、专考生态”的考核标准。当地把考核重心放在生态保护实效、水源涵养能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哪怕GDP低，生态保护好了，也能评优。
此外，还要做好双向激励。蒋涛认为，对于先进单位，要鼓励他们多做示范，带动其他单位一起进步。对落后单位，不能只靠“照顾”，要帮他们补齐资源短板，让其找到差距、明确方向。
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衡量工作干得好不好，是看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有没有实效。只有真正做到以实绩论英雄，才不会让干事者寒心、让躺平者得利。（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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