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王一多 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启用司法社工？”

记者在成都市检察机关采访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时提出这个问题，从检察官口中得到了朴素的回答：“因为有些事，我们做不了。”

一位检察官说，她曾试着去做社会调查，但穿着制服去家访去学校，会给当事人带来莫名的压力。另一位检察官说，案卷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孩子偷了什么、怎么偷的，但是没有写“他为什么偷，他有其他选择吗”。他们不知道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此按下暂停键后该怎么去重启人生，一直在思考谁可以来帮忙。

这就是成都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成都未检）探索司法社工介入的起点——一个“管不了”的困境。案子可以办结，但孩子走出检察院的门后，往哪走，谁接着管？检察官给不出答案。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他们用了十年。

第一个探索：一双不一样的“眼睛”

未检工作最初的问题，是“看不清”。案卷可以告诉你“他犯了什么罪”，但告诉不了“他为什么犯罪”。而如果不了解后者，所有的处理决定，都像是在黑夜里走路。

成都市锦江区检察院检察官任玉龙从事未检工作已十年。他告诉记者，为了扫清黑夜里的障碍，他们需要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全方位调查——了解他们十几年的人生中出了什么问题，并分析犯罪原因，进而评估再犯风险，最终决定是起诉还是不起诉。

未检工作需要一双检察官之外的不一样的“眼睛”——能走进家庭、走进社区、走进学校，看见案卷之外那个完整的人。

成都未检的第一次探索由此开始。

2015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找到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直接引入专业司法社工，试点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与监督考察。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没有统一规范，各家检察院自己摸索。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从上至下的指导呢？

三年后，2018年，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会签《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提到建设专业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协助开展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工作。2023年3月，《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发布，作为首项国家标准，明确了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职责、服务内容与质量标准。

从“有没有司法社工”到“用什么样的司法社工”，机制开始托底。而成都未检，早已先行探索了好几年。

5月13日，记者跟随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司法社工胡婷婷开展社会调查，对象是一名参与聚众斗殴的未成年人。早上九点半，该名涉罪未成年人的母亲在小区门口迎接，“我们家娃娃平时真的很乖很听话，就是啥都不懂。”

那他为什么会犯罪？记者心中的疑惑更加重了。

然而，随着胡婷婷走访该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及其亲友，这名17岁少年的人生画像渐渐清晰：性格内向，父母忙于生计，从职高辍学后无所事事。这正是成都未检一直在找的。这份画像，检察官画不出来，但司法社工可以。这就是那双“眼睛”。

司法社工开展亲子主题小组活动

第二个作用：一双托住少年的“手”

看清了“人”，下一步就是怎么“拉一把”。这就涉及司法社工的另一个核心作用——帮教。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行后，涉罪未成年人有6个月到1年的帮教考察期，检察官需要定期了解他们在接受帮教后的学习、生活和思想认识等情况。

成都市青羊区检察院的未检检察官陈袁坦言，这事挺难，因为检察官不是老师，也不是心理咨询师，更不可能用几个月时间持续跟踪一个人的生活。因此，人格的重塑需要一个帮手。

司法社工进来了。帮教不再是签字，而是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方案、一次次有针对性的谈话、一场场精心设计的活动。

司法社工为服务对象开展交友主题的小组活动

5月8日，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帮教活动，联系烘焙学校让十来个少年体验做糕点。活动结束后，司法社工把少年们分散开，一对一谈话。有人聊家常，递上自己做的牛肉饼；有人做普法测试，故意板着脸；有人打开电脑，陪着一起做简历。记者很意外，原来帮教没有统一模板。这恰恰是未检找到的答案——每个少年缺的东西不一样，司法社工给的东西就不一样。

小奇（化名），16岁，因盗窃被附条件不起诉。司法社工接案后发现，他存在认知严重外归因、职高辍学后每份工作都干不长、家庭关系长期断裂、父母回来后只会指责等问题。但司法社工也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对当厨师有兴趣，曾在火锅店后厨干过，定的切菜标准还被门店采纳。司法社工以此为锚点，设计了五阶段生涯规划，并把其父母拉进亲职教育小组。6个月考察期结束后，检察院对小奇作出不起诉决定。如今，小奇在一家餐饮企业稳定工作。

小兰（化名），16岁，中专肄业，涉嫌抢劫。她的人生脱轨始于一段糟糕的友谊——为“图好玩”参与抢劫，犯事后还想替人顶罪。司法社工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安排她参加法律小组，让她自己讲出“共同犯罪”意味着什么，她这才明白替人顶罪不是义气，是无知。同时，司法社工邀请小兰父母参加五次家庭教育指导，父亲学会了控制吼骂，母亲学会了放缓了语气。帮教中期，小兰想外出打工，司法社工坐下来陪她算账：打工能做什么？工资多少？返校要面对什么？几个回合后，小兰自己说：“还是回去读书。”6个月后，她回到校园。

这就是成都未检寻找到的——不是“管住”这些少年，而是“托住”他们，看见困境，也看见微光，陪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

第三次寻找：把经验铺成“路”

那些年积累的经验，分散在每个人手里。一个做了十年的司法社工知道怎么问话、怎么写报告、怎么设计帮教方案，这些经验别人很难全部复制。一名检察官摸索出了评估思路，他被调岗了，思路就断了。更深的问题来自实践：司法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时，到底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帮教流程、内容深浅不一，效果参差不齐。

成都未检意识到需要再次寻找——把手艺活变成规范活，让这条路可复制、可延续。

这一次，他们又等了几年。2024年3月，成都市检察院联合多家单位首次发布司法社工团体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实务指南》；2026年3月，成都市检察院再次发布两项团体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实务指南》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合适成年人实务指南》。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实务指南》明确细致地规定了调查对象、调查流程、调查内容、调查方法等，查明“为什么犯罪”，为后续司法决定与干预提供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实务指南》解决“帮教何时做、怎么做”的问题，该指南从明确服务原则与伦理准则，到明确服务对象、流程、内容及专业方法，再到搭建服务管理、评估改进、保障的支撑体系，为司法社工提供清晰、可落地的操作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合适成年人实务指南》解决合适成年人“谁来做、怎么做”的履职规范问题，保障讯问等程序环节中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三个团体标准的发布在全国市级检察院都是首次。胡婷婷曾参与标准起草，她说：“有了标准，我履职更有底气了。”

回过头看小奇、小兰的案例，司法社工所做的每一次实践，最终被提炼、归纳，写进团体标准里。标准的每一行，都是小奇、小兰们走过的路。

困境在，路也还在延伸

目前，司法社工在成都未检的工作板块逐渐拓展到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与监督考察、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测评及心理咨询、法治教育等六大领域。

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建提到一个数据，问题少年若走上犯罪道路，国家至少需承担50万元的社会运营成本。在他看来，司法社工服务的购买是社会账也是经济账，但是司法社工的运用还不够普及，所需资源和资金的保障也不稳定。

成都高新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景怡婷点出了新的困境：司法社工需要链接就业培训、公益活动等社会资源，但社会层面对司法社工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能撬动的资源仍然有限。帮教不只是检察院和司法社工的事，还需要学校、企业、社区愿意伸出手来。

成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李东也谈到，希望司法社工组织能承担起构建和运营社会观护基地的职能，从而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

让涉罪未成年人重回正轨，做到学校愿意接收、企业愿意给机会、社会愿意接纳，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虽然困境在，但是从最开始“管不了”的焦虑，到“有人陪”的笃定，这段路成都未检已走完十年。

十年不是终点。过去十年找到的那些答案——一双看见困境的“眼睛”、一双托住人生的“手”、一套不断生长的规范——或许正是通往未来的路标。

下一个十年，探索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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