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蒋君芳

当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失去双亲、监护缺失，谁能托举起她的未来？两年前，在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一把既有制度刚性，又有人文柔性的“伞”，悄然撑开。

两年后再看这把“伞”的保护机制，逻辑变得清晰：玉林东路社区居委会是精神残疾二级患者L女士（化名）的法定监护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受托人，管理其资产，成都城南金花医院、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执行人，负责L女士的医疗救助和日常照护，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扮演监察人角色，L女士则是受益人。

但回望撑开“伞”的过程，困难重重。“这条路以前没人走过，我们在社工部、卫健委、民政局、残联、街道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用这个个案走通了一条特殊群体的安置托付路径。”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杨金惠说，这例由社区居委会担任委托人发起的特殊需要信托安置案例，入选了中国残联近期发布的残疾人托付安置典型案例。

父母离世后的监护“真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横街4号，成都城南金花医院精神科。从2023年2月至今，L女士一直住在这里接受治疗。

今年59岁的L女士，是精神残疾二级患者，常年与父母生活在玉林东路社区。2019年至2023年间，她的父母相继离世，无配偶、无子女的L女士，陷入了监护“真空”。

此时，社区居委会及时补位：代为办理L女士父亲的丧事，以及L女士的入院照顾等。在这之前，社区也时常给予帮助。父女俩没有手机银行，银行卡经常找不到，每次都是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去银行，帮他们把卡重新办好。

但进一步的介入却卡在“监护人认定”环节，服务停滞。

什么是进一步的介入？杨金惠举例说，住院治疗涉及费用支出，L女士每个月虽然有社保养老金，但她记不住账户和密码，她父亲也留下有财产，但具体明细不清楚，“要查明和处理这些资产，只有监护人才有资格。”

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到医院探望L女士。 资料图

谁能成为L女士的监护人？“社区对她家的情况很熟悉，尤其是她的母亲离世后，父女二人被纳入了社区个案管理。”杨金惠说，二十多年来，未曾看到有亲属与L女士一家来往。

当长时间没有合适监护人出现时，社区愿不愿意接下这份“终身托付”？

对此，杨金惠的回答是：社区应该做。她提到，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发展变化，以老养残、老残一体、一户多残等家庭数量增多，监护断层、照护乏力、财产失管等问题日益突出。仅玉林东路社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就有1100余人，其中独居空巢180余人。“社区居委会本身就是服务社区居民的，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社区居委会应该站出来。”

社区居委会的“补位”之路

社区居委会能不能顺利“补位”，接下这份“终身托付”？

破题的第一步，是找到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在对监护人确定有争议、尚未指定正式监护人前，若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由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第三十二条进一步明确：若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民政部门或具备条件的居委会、村委会可直接担任监护人。这是一种兜底性的“公职监护”。

法理站得住脚，实践却步步艰难。“我们向民政部门备案了成为L女士的监护人，部门也出具了盖章材料，但很多机构对这事都很陌生，不敢认。”杨金惠说。

这让社区去走另一条路——法院判决。“从实践层面看，法律判决书有更强的公信力。”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冉启浩说，中心很早就介入了L女士的安置案例，也全程参与了提请法院判决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冉启浩说，在向法院申请指定社区监护前，首先需要了解其亲属监护能力和意愿，然后要进行司法鉴定，证明其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而司法鉴定，又必须依托医院出具的医学鉴定。一环扣一环，缺了哪一环，指定监护的确认都难以落地。

每一环都很难。为弄清楚L女士有没有直系亲属，社区居委会和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跑了3个区的4个派出所，2个区的民政局，查出一位已故的姐姐，这又牵出姐姐是否有子女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L女士父亲的遗产继承。几番周折，直到2024年5月28日，L女士父亲离世一年之后，社区居委会才终于获得法院判定的监护权。

正是这份来之不易的监护权，让后续的制度设计有了合法的起点。

制度设计下的闭环“托举”

社区居委会获得监护人资格后，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比如以监护人身份去银行查询L女士父亲名下的金融账户有哪些，并将这些资产归拢起来，作为L女士后续生活的费用支出。

但接下来又遇到财产管理和长期照护的专业性难题。社区的办法是引入金融信托机构管理资产，从根本上规避财产失管、被侵占的风险；引入专业社工与医疗机构，提供持续、个性化的照护与医疗支持。

这一决定并非“一言堂”。“我们专门开了一次居民大会，让大家决议居委会要不要引入专业力量，最终是通过了。”杨金惠说。

玉林东路社区居委会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资料图

2024年11月，取名为“睦林守望”1号服务信托的合同正式签约。2025年5月25日，第一笔费用从信托基金支付到了成都城南金花医院，这一制度实现了操作闭环。杨金惠解释，“睦林守望”寓意着在和睦如林的玉林社区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

作为这一制度中的执行人角色，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季度会前往医院，就L女士本季度的医疗费用支出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将相关材料报给玉林东路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确认后，再以监护人的身份向信托基金发出支付指令。

中心的专业社工谯宇，是L女士入院接受治疗后见过最多的人，“每次去，除了对账，还会和她本人以及她的主治医生聊上个把小时，很多时候她不怎么说话，但偶尔也会主动分享一些事情，我们也会根据她的需求，及时添置她的生活用品。”

杨金惠特别提到，整个制度中，没有一分钱从居委会的账户上停留。“社区居委会设计的制度，把自己‘捆’得死死的，我们不给自己留任何一个口子。”杨金惠说。

杨金惠提到，曾有自称L女士远房亲戚和前男朋友的人希望介入其生活。当他们了解到L女士的财产和生活已被纳入一个透明、专业且无法被他人随意掌控的机制中时，悄声而退，充分体现了该模式的“防火墙”作用。

未雨绸缪里的“温情算法”

近日，玉林东路社区居委会发出了一则招募公告，招募特殊需要人群社区监护服务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一举动，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决策“未雨绸缪”。杨金惠说，L女士入院以来，身体状况良好，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重大医疗决策的需要，“当需要作出大的医疗决策时，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存在，可以让决策更加科学、稳妥和可靠。”

各方都在为L女士的未来，做更多的准备。“我们和她的主治医生深入地聊过，医生并不排除她有恢复良好可以出院的可能性。如果出院，她的生活应该怎么安置，都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到的。”冉启浩说，正是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在进行信托时，信托内容只包含了L女士名下的流动资金，并未包含她的住房。

采访中，记者在很多细节里感受到制度的“温情”。比如，考虑到L女士的特殊情况，为了让她的未来生活有更多保障，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服务费，是社区居委会从相关社区基金中争取而来。

他们还在考虑更多的服务内容：比如在日常探访中增加好友和邻居的参与，这也是为她回归日常生活做准备。

不久前，杨金惠受邀前往北京做案例分享。她在形容当时的心情时，用到了“骄傲”一词。“让我感到骄傲的是，在社工等部门的指导下，我们打通了特殊群体托付安置的‘最后一公里’，给全国的社区‘打了个样’。”她进一步解释道，许多心智障碍、精神残障人士因行为能力受限，无法亲自设立信托，亲属可能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担任委托人，导致信托设立面临主体缺位难题。由社区居委会经法定程序担任监护人后，再作为委托人发起信托，能有效填补角色空白。

采访最后，杨金惠和冉启浩聊起了许多期待：期待国家和地方层面能够出台更多支持性政策，明确社区作为监护人和信托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和操作细则，简化相关流程；希望有更多的信托公司、基金会、服务机构和爱心人士关注并参与，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支持托举生态。

（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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