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它承继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打着“国家正常化”旗号，以更隐蔽、更具欺骗性的面目出现。随着具有浓厚军国主义情结、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大有全面激活之势，严重冲击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一
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掠夺资源、称霸世界，具有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的特征，极其残忍和反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虽不直接宣扬对外侵略、领土征服，但其对外扩张、谋求霸权的本质与近现代军国主义一脉相承。
扩张军事力量。日本防卫经费连年大幅增长，2025财年防卫支出总额约11万亿日元，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2026年度防卫支出初始预算即超9万亿日元，规模持续刷新纪录。近年来，日本装备发展偏离“专守防卫”原则，重点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2026年3月，射程超1000公里的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在熊本部署；从国外引进的“战斧”巡航导弹、“联合打击导弹”（JSM）陆续交付自卫队。同时，日本加速推进航母化舰艇、隐形战机等进攻性平台建设，谋求对他国战略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大力改组海上自卫队，打造多功能实战化舰队，为组建“航母战斗群”铺路；还计划将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强化太空军事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在修订国家安全文件时甚至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凡此种种，表明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步伐日益凸显。
扩张战略边界。日本持续将安全关切与军事活动范围外推，自卫队突破本土及近海防卫界限，以维和、护航、反恐、联演等名义深入远海，行动空间显著扩大。1992年9月，日本派员参与联合国安哥拉监督活动，开启自卫队海外部署序幕；30余年来，海外维和成为其推进大国化战略的重要手段。2001年，日本自卫队战后首次参与国际军事行动，赴印度洋为美军阿富汗反恐行动提供油料等后勤支援。此后，又相继赴亚丁湾反海盗护航，赴阿曼湾、阿拉伯海搜集情报、保障日本船只安全并获特殊情况下开火权。2026年以来，日本政府积极研究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事宜，还决定派员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系战后自卫队首次以战斗部队身份进驻菲律宾本土。日本以各类海外行动为契机，持续突破军事活动限制、拓展军事存在空间，其战略扩张意图十分明显。
扩张政治权力。日本极力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全方位谋求政治权力扩张，不断推行激进政治与安全举措。通过推动一系列针对性立法，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彻底打破自卫队仅能本土防御的限制，为自卫队赴全球范围行使武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扫清法律障碍。日本持续推动修宪进程，试图重新定义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放弃发动战争、不维持常备战争力量等核心条款，从法理根基上动摇二战后确立的和平体制。此外，日本长期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妄图借此提升其国际政治话语权，争夺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拉拢域内外盟友，刻意拼凑排他性集团，热衷推行阵营化对抗，公然插手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在内的地区及国际热点事务。种种举动，本质上都是日本企图不断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谋求所谓“政治大国”地位的体现。
二
“新型军国主义”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背景下出现的严峻动向。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共振的必然结果。
历史根源在于日本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二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法西斯并未像纳粹德国那样遭受全面、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天皇的罪责没有被追究，天皇体制得以保留；大量战犯嫌疑犯未经审判便被释放，已被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不仅大量被轻判，不少还被提前释放，甚至重返政坛，担任要职。由于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根基和残余势力得以保留，这为“新型军国主义”滋生蔓延埋下了深层祸根。
政治驱动源自日本政坛全面右倾化。战后日本权力结构的鲜明特征，就是由政治世家交替世袭的方式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而这些政治家族的先辈，多为战前深度依附军国主义体制的官僚、财阀，有的本身就是战犯或战犯嫌疑犯。这种没有被彻底改造，一脉相承、代际相传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推动了日本政坛的整体右倾走向。2014年以来，日本右派主流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绝大部分时间席次稳定过半，2026年2月选举中更是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二战后首个在众议院单独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政党。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激进言行，与日本政坛全面右倾密不可分。
经济因素来自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深度裹挟与利益捆绑。日本现今军工体系，本质上是战前军国主义财阀军工体系的直接延续，它们深度介入日本防务政策制定，强力影响日本政治走向。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军工体系经历了短暂的拆分与整肃，但随着冷战开始，它们很快又被重启军工生产能力，一些核心企业的主体、技术谱系得以全面延续，其政商关系、财阀结构也被完全保留。如今，这些企业与日本政界之间的“政商旋转门”已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运作，政商通过政策制定、防务订单和政治游说、政治献金实现利益互换，结成高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断抬头。
此外，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工业产值在过去30年间大幅下滑约四成，人均GDP从全球前列跌落至发达国家的中下游水平。经济失速、预期弱化、少子老龄化，使日本社会普遍充斥着沉重的挫败感、焦虑感、无力感，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借机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推行强硬对外政策的深层社会条件。
三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它无视历史正义与人类良知，破坏国际公平正义，损害共同发展大局，危害极其严重。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其恶化势头，共同守护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大势。
严重践踏二战胜利成果。二战胜利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浴血奋战的历史结晶，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基石，日本和平宪法正是这一成果的重要体现，其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否认国家交战权，为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根本法律框架。这一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弥足珍贵、来之不易。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打着“国家正常化”旗号推进修宪议程，想尽各种招数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甚至要重新定义和平宪法第九条内容，就是对二战胜利成果赤裸裸的践踏，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战后国际秩序。
严重危及亚太和平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虽然热点不断，但始终未爆发地区性大战，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稳定，成就了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60%的重要地位。这一局面，是亚太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携手维护的结果，必须倍加珍惜、坚决守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无视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的期盼，不断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插手地区热点事务，持续推进军事扩张，把地区局势搞得紧紧张张，不仅严重阻碍区域经贸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还使局部冲突风险大幅上升，严重威胁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大局。
严重伤害亚洲人民感情。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亚洲数十个国家遭受深重灾难，数千万民众惨遭屠戮，南京大屠杀、厂窖惨案、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大规模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强征“慰安妇”……历史的伤痕至今仍然深深刻印在亚洲各国人民的记忆中。“新型军国主义”淡化罪行，美化侵略，否认杀戮，回避道歉，甚至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行为是对无数死难者灵魂的亵渎，是对正义历史记忆的践踏，更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情感的伤害，加剧了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历史隔阂与情感对立。
此外，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也严重损害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军事扩张严重消耗国家财力，将使日本背上沉重负担；错误历史观与军事扩张严重恶化日本外部发展环境，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被大幅压缩；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严重损害日本国际形象，使其沦为“麻烦制造者”，进一步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与民众和平意愿，加剧国内民众分裂对立，动摇国家发展的民意根基；等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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