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

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欧领导人在2026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欧美领导人认为原有的国际秩序业已崩塌，新秩序尚未形成。这就是我们认识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的前提。

经济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调整期

经济全球化是过去八十年来以多边主义为核心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其现状和趋势的判断还存在很大的分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经济全球化的界定。

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表现为商品、服务、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属于生产力属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影响上述流动的规则与秩序，属于生产关系属性。前者源于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后者则是国家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认为只有第一种属性，那么只要有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国际分工，经济全球化就不会调整或停滞。但如果考虑到经济全球化还具有生产关系属性，理论上它就存在调整或停滞的可能。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恰恰出在后者。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变表明，自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产生以来，它就呈现出周期性特征。最近的一次繁荣期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柏林墙倒塌，战后形成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终于演变为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步入上升周期，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时期在西方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时期。

经济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调整的突出标志有三个：在国家层面，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名存实亡，其三大职能已全部停摆，即多边谈判的平台、监督成员方贸易行为及争端解决的机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认为，2025年8月特朗普与冯德莱恩在苏格兰特恩贝里庄园达成的贸易协定可以称为“特恩贝里体系”（Turnberry System），并认为其取代了战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更重要的是大国放弃了多边主义的核心——最惠国待遇原则。在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之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全球贸易投资壁垒增加。

与此相对应，未来国际经济格局至少将呈现出下述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慢，全球最终消费不足将成为新常态。这主要受制于价值链缩短、制造业回归与美国寻求贸易收支平衡等。二是区域主义取代多边主义，国际经济集团化趋势上升。这种集团化趋势既有可能表现为地理上的集团化，也有可能表现为合作领域的集团化。三是国际金融领域的“去美元化”加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美国优先”，美元的世界货币定位下降不可逆转，但究竟是数字货币、稳定币、黄金还是民族国家的货币来填补美元留下的空缺尚不确定。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但短期内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尚不确定

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式、人类日常的生活与思维方式，甚至包括战争的形态。

第一，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竞争将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朗普回归之后，中美之间竞争的核心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芯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关键技术的控制权或“制高点之争”。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签署行政命令，强调有必要“维持并增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的主导地位”。2025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AI行动峰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提出，政府承诺要确保“美国AI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标杆”。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竞争，大国之间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遏制和反遏制为主体争夺创新的制高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同盟体系目前无疑处于优势地位。二是新技术应用的速度，即能否把人工智能技术尽快融入本国的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在这方面至少不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三是争夺技术标准。这是技术创新制高点竞争的结果，因而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每一位竞争者都力图掌控人工智能所必需的数据、芯片、数据中心，并力图在全球AI规范与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四是在新兴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争的可持续性。

第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但未来五年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还难以显现。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但它的应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尚不确定。乐观主义者，如高盛、普华永道等金融机构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悲观主义者，如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团队通过深入分析和严谨计算作出预测：未来10年，人工智能技术最多只能让美国整体生产效率提升0.55%—0.71%。尽管市场存在巨大分歧，但可以确定的是，短期内人工智能的应用还难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有可能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会拉大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会拉大国家之间的差距。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预测，由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连接和数字能力有限，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驱动的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可能会拉大。数字跨国企业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2025年在全球100强中有56家总部设在美国，另有15家设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不过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从2017年的2家增加到2025年的11家。除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能力差异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会被严重削弱。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劳动力的替代程度要远高于以往的历次科技革命。

在全球经济呈现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阶梯式的下降。2025年6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本世纪第二个十年（2010—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创下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最低；预计第三个十年（2020—2029年）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其中，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更为明显，从第一个十年的5.9%下降到第二个十年的5.1%，预计第三个十年会降到3.7%，以至于世界银行把发展中国家这种现状称之为“无发展区”。到2027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基本上达到疫情前的预期水平，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需要20年左右才能挽回2020年疫情的经济损失。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阶梯式下滑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下滑的轨迹相吻合，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5.1%、4.6%和2.6%。鉴于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和推动“制造业回归”，全球贸易投资增速仍将会继续下滑。

二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贸易自由化与技术扩散。在全球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让位于所谓的公平贸易或对等贸易，众多发展中国家试图复制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实现经济起飞的难度加大。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将进一步加剧制造业的回归、全球供应链的缩短与本地化。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分享新技术革命成果的能力相对下降。世界银行估算，未来10年这些国家将有12亿年轻人步入劳动年龄。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目前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已经造成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如果战争不能达到特朗普政府的理想结果，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能源价格上涨与通胀压力将打破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降息预期。中期内发达国家不可能回到2008—2015年接近零利率的状态，利率高于正常化的水平将会是一种常态。这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构成了新的制约。

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日趋明显

国际经济合作受地缘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去风险”不仅已成为发达国家，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大国的一种战略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在企业层面，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意味着效率优先让位于韧性优先，供应链“缩短”正在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种趋势。在民族国家层面，以经济利益为代价获取安全利益成为发达国家的一种战略导向。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寻求与所谓的“志同道合者”合作日趋明显。在其背后既有外生因素的驱动，如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企业通过延长供应链寻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动力下降；同时也有内生因素的推动，发达国家以“泛安全化”作为缓解其国内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的口实。不久前，麦肯锡研究院在《麦肯锡2026年贸易报告》中使用地缘政治距离（Geopolitical Distance）分析了全球贸易的走向。研究结果发现，2017年以来尽管贸易量在增长，但贸易往来的地缘政治距离在缩短。换言之，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在具有地缘政治关联的伙伴之间流动。

对策建议

面对全球经济秩序的转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选择。

第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性调整，以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需要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认知和行动的协调统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放弃多边主义并非特朗普政府或共和党的短期选择。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区域主义是开放的，它就会成为多边主义的“垫脚石”，反之它则会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在经济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调整时期，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应该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第二，为应对全球保护主义，以新发展格局为基础构建可持续的对外贸易模式。全球保护主义兴起与中国经济自身体量提升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延续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新发展格局为贸易收支大致平衡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第三，为应对供应链领域的“去中国化”，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发达国家所谓的“去风险”实质是“去中国化”，这一战略导向短期内不可能发生逆转。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与“本地化”趋势，新发展格局与“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构建起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

第四，为应对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塑，以制度型开放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在国际经济秩序转型与发达国家减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型开放，中国对新秩序的构建及全球治理的改革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为应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与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性调整相对应，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也将呈现出周期性的上升。对中国而言，贯彻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这一理念至关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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