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剧中那些掷地有声的台词,不仅让观众记住了五代十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引发了对人性、责任的思考。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剧中那些让人震耳发聩的经典台词。

“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

千秋史册在上,

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

这句台词出自桑维翰之口,而说出这句话的人,恰恰是亲手推动“割让燕云十六州”这一历史变局的关键人物。

桑维翰不谈先帝施压的迫不得已,不谈朝堂内外的进退两难,也不谈自己过往的功过成绩,只以一句“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将“是非”的根基从现实的泥淖中拔起,高高悬挂在“千秋史册”的公论与“江山黎庶”的福祉之上。这种回答,既是对钱弘俶的回应,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审判,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剖白。

这句台词的震撼力,恰恰在于它出自桑维翰之口。一个在现实中选择了妥协、甚至亲手推动割地之举的人,却比任何人都清醒地知道:是非从未消失,它只是被暂时掩盖。这种清醒,比浑然不觉的盲从更加痛苦,也更加具有悲剧色彩。

“这世上的许多事,你不得不去做,

却不等同于这些事都是对的。

世道如此,或许无可奈何,

或许被迫无奈,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可是非终该是要有的。”

又是一句关于“是非”的精彩独白,这句话出自郭荣。他为了维护秩序,杀了一个抢食的流民控制局面。钱弘俶看到后非常不理解,愤怒不已。直到他撞见郭荣悄悄去祭奠那位流民,才明白,那个杀人者的心中,也背负着同样沉重的枷锁。

在乱世中,人们太容易用“不得不做”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性。郭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做了,但他从未欺骗自己说这是对的。他杀流民,是“不得不做”的事;他祭奠流民,是“心知是错”的证明。这两个动作看似矛盾,实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清醒:你可以为了生存低头,但不能因为“不得不做”,就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件事本身是对的。

郭荣的这句话,与桑维翰上述所言相互映照,二者共同构成了乱世中的一份清醒:清醒地知道什么是错,哪怕不得不去做;清醒地坚守对错的尺度,哪怕心有不甘。

“有用的,无用的,

终归要有人去做。

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

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

这句台词出自“政坛不倒翁”冯道之口,它的深刻之处在于,解构了“有用”与“无用”的二元对立。

在五代十国这个朝堂更迭如走马灯、利益算计胜于一切的乱世中,人们习惯于用“有用”“无用”来衡量一切。然而冯道指出,这种功利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是可疑的:“有用”“无用”本就界限模糊,今日的“无用”,或许就是明日的“有用”。而有些事情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它是否“有用”,而在于“有人去做”这个行为本身。

能不能做成,受时局、天意、能力左右,非人力可全控。但“做”与“不做”,却是一种选择,是人力可及的领域。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对生命价值的承认、对秩序与信义的维护,也是身处乱世之人对自己的一份交代。

“利在一时固谋之,

利在万世则更谋之。”

这句台词也是钱氏家训中的名言,它告诉人们,眼前的利益固然可以谋划争取,但那些泽被万世的根本大计,更应当倾尽全力去追求。

剧中有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北方大地战火连绵,朝堂更迭不断,而在东南一隅的吴越国,统治者兴修水利、轻徭薄赋,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两种对比,恰恰印证了“利在一时”与“利在万世”的区别:前者短视,只在乎一时所得,后者拥有长远眼光,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

及至最后,钱弘俶纳土归宋,从“一时之利”的角度看,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从“万世之利”来看,吴越虽富庶,但毕竟偏安一隅,只有归入大一统的秩序,吴越百姓才能进入更广阔、更稳定的太平格局。这份魄力,正是“利在万世”的最佳注脚。

“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

于愿足矣!”

这是钱弘俶、孙太真、赵匡胤、郭荣四位年轻人在汴梁血战之后,望着破碎山河许下的约定。

这句台词的精妙之处,在于将“太平”这一宏大叙事,具象化为一杯热酒。当这四个年轻人将这个朴素的愿望作为彼此共同的誓言时,他们消解了权力争斗的残酷,也卸下了各自身份赋予的铠甲。那一刻,他们不是吴越王子、不是未来帝王,只是四个渴望太平的年轻人。

而今,硝烟散尽,山河无恙。我们端起那杯他们用血泪换来的热酒,饮下的不只是安宁,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嘱托。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化作我们脚下安稳的土地、心中不灭的信念。

愿这杯酒永远温热,愿这盛世如所有人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