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夫

从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浩叹,到历代文人对蜀道雄奇险峻的描摹,蜀道始终以独特的符号屹立于华夏文脉之中。易旭东与蒋光耘合著的《大蜀道》(上下卷),以“新闻 + 史学 + 文学 + 影视”的跨界笔法,跳出传统地域史、交通史的书写窠臼,将大蜀道置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视野之下,以史志为骨、文学为肤、思想为魂,构建出一部贯通时空、融通文理、熔铸情怀的蜀道全传。

《大蜀道》的写作风格,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打破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作者摒弃了纯学术著作的晦涩难懂,也拒绝了历史文学的虚构演绎,秉持大史志观与大文化观,将新闻调查的实证、文学表达的语言、史志逻辑的结构以及跨学科的视野相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

作品以新闻实证作为求真的底色。作为深耕地域文化的写作者,作者延续了新闻人用事实说话的严谨态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蜀道沿线的遗址、古道、关隘、村落实地进行踏勘,结合考古发现、方志文献、民间口述史料等,做到言必有据、事必有证。

书中对金牛道、松茂古道、巫盐古道等核心线路的考证,对五丁开山、秦灭巴蜀、诸葛亮治蜀等事件的还原,均以史料与考古成果为支撑,不虚构、不臆测,使得作品兼具史料价值与传播力,既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也能让普通读者读懂真实的蜀道。

同时,作品凭借文学性让历史“活起来”。作者并未将蜀道写成冰冷的史料汇编,而是运用散文笔法与影视化镜头,为厚重的历史注入温度与画面感。对剑门关雄姿的描摹、对先民劈山开路的刻画、对古道商旅往来与烽烟四起的再现,文字凝练生动,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千年蜀道的时空之中。

在文本结构上,作品采用“空间脉络 + 时间逻辑”双线并行的架构,层次清晰、开合自如,兼具史志的严谨逻辑与文学的阅读张力。

全书以“文化血管”与“半部国史”为核心立意,上卷着重于“道”之本体,下卷则侧重于“道”之价值。

上卷聚焦蜀道的起源、线路与文化融合,系统梳理大蜀道“肇端于禹夏”的历史源头,铺展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从多元碰撞到交融一体的过程。

作者以多条核心古道为线索,详细考证蜀道的开辟历程、线路走向与地理风貌,阐释蜀道作为“文化血管”的功能 —— 不仅输送物资与人员,更传递文化、信仰与技术,使古蜀文明突破盆地的阻隔,汇入中华文明的主流。

上卷以空间为骨架,勾勒出蜀道的地理版图与文化肌理,为历史叙事奠定基础。

下卷将蜀道置于国家命运与文明格局的背景之下,挖掘其在历代政权更迭、军事博弈、经济往来、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从秦灭巴蜀一统天下,到汉唐时期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再到近代承载救亡图存的使命,蜀道的兴衰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在具体章节中,作品形成“遗址探古—文献钩沉—历史再现—现实观照”的四层叙事范式。每一章均以考古实证为起点,以文献考据辨明真伪,以文学笔法还原场景,最终以时代视角升华价值,既保证了史实的可靠性,又提升了阅读体验。

这种结构让历史叙事有根有据、有血有肉,避免了传统史志的枯燥乏味与通俗读物的虚妄不实。

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以蜀道为支点,打通地域史与国家史、古代史与当代史的关联,揭示蜀道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明确提出,大蜀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纽带。古蜀文明曾是长江文明的核心代表,蜀道的开辟使其与中原文明深度交融。从禹夏奠基到秦汉统一,再到唐宋繁荣,蜀道成为文化融合线、民族共生线,氐、羌、巴、蜀等民族在此交流互鉴,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海贝与象牙,更印证了蜀道早已连通西南丝绸之路,表明古蜀文明很早就参与了中外文明交流,打破了蜀地闭塞的固有认知。

“蜀道者,半部国史也”是作品最核心的历史判断。书中清晰地展现出,秦因巴蜀而拥有统一天下的粮仓,汉以蜀道经略西南,三国时蜀道是蜀汉政权的生命线,唐宋时它是西南经济命脉,近代则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生命线。四川作为中国战略腹地的历史必然性,正是以蜀道为核心支撑。蜀道超越了地域交通的范畴,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存续、经济发展的关键载体。

这,正充分体现了《大蜀道》的“大”。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作品将蜀道精神与当代中国发展相联系。作者从蜀道文化中提炼出开拓、包容、担当、坚韧的内核,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公园城市理念实践、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历史根脉。古代蜀道的互联互通、开放包容,与当代区域协同、文明互鉴的时代追求契合,让千年蜀道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道通古今,文载山河。在写作上严谨与诗意共生,在结构上逻辑与叙事兼备,在历史关联上打通地域与国家、古代与当代,《大蜀道》完成了对蜀道文化的系统性书写与当代性重构。

《大蜀道》不仅是在书写一条路的历史,更是在尝试回答:我们是怎样沿着这样的道路走来,又将循着怎样的路径,走向历史的纵深与未来的开阔。从这个意义来说,《大蜀道》本身,也成为连接我们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身份的一条重要道路。

(《大蜀道》,易旭东、蒋光耘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