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两点论 宋凯

18年半的青春,222个月的坚守,最终换来的不是安度晚年的养老金,而是一叠沉甸甸却无法兑现的欠条。近日,辽宁凌源74岁老人王朝文的遭遇,像一根刺,扎在了大众对“劳有所得”最朴素的认知上。

图片来源:新黄河

这起跨越30年的欠薪案,最令人心结难解的,是那道关于“时效”的坎。2013年法院以“部分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仅支持3年工资,从法律程序上看,这或许是一种“刻板的正确”;但从朴素正义看,劳动者基于对单位的信任、对岗位的忠诚而选择隐忍,这份信任不该成为法律裁量时“逾期不候”的借口。

我们常说,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但王朝文老人不是在“睡觉”,他是在“干活”。在那个改制的特殊年代,他把单位的欠条当成了承诺,把个人的垫付当成了分忧。如果制度的缝隙让“欠债还钱”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变成了“算不明白的账”,那受损的不只是一个老人的晚年,更是社会契约的根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总用“历史”当挡箭牌。我们欣见多部门曾介入协调,但更期待在2026年的今天,法治能展现出更有温度的担当。

莫让汗水结成冰,莫让欠条变废纸。唯有厘清改制背景下的责任归属,打破时效僵局,才能让劳动者在白发苍苍时,感受到迟到但终究抵达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