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吴梦琳  图片由三线建设干部学院三线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上世纪60年代，在祖国号召下，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建设者们，怀揣着同一个理想信念奔赴渡口市（今攀枝花市），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建起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创造了一个世界工业建设史的奇迹。

那段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中，他们远离故土，家书，成为与亲人间唯一的牵念。去年，攀枝花市委党校、三线建设干部学院等联合征稿编写的《攀枝花三线建设家书选》，征集了30余封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三线建设者的家书。

当年建设现场。

家书质朴的字字句句，还原了当年建设者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人的思念，更有对不负使命的壮志满怀。如今读来，他们滚烫的豪情壮语、深沉的家国情怀依然让人振奋、动容。

写信宽慰父母

无悔为三线建设奉献终身

1966年，渡口建设总指挥部政治部作出决定：将六名来自基层的女职工命名为“六金花”，表扬她们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这“六金花”中，包括当时渡口一砖厂半成品车间改码小组组长杨桂兰。

杨桂兰是云南大姚县人。1948年出生的她，响应祖国号召主动申请到渡口支援三线建设时，不过才16岁。来到渡口后，她被分到第一砖厂基建队。一个瘦瘦小小的小姑娘，干起从来没干过的重体力活，不叫苦也不叫累。“进去砖窑一趟满身是灰，只有两颗眼珠子在打转，谁也不认识谁了。”

随着渡口建设的加快，为确保轮窑的砖坯需要，专门成立了一个改码组。不到20岁的杨桂兰担任组长，带领20多个与她差不多大小的姐妹们，在70℃高温的土窑里从早忙到晚，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不但突破了每天改码7000块的定额，最高还达到一天改码15000块的纪录，成为当时渡口建设的一段了不起的佳话。

“六金花”中的杨桂兰（左一）。

1965年杨桂兰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光荣地出席了全市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称赞为“知难而上的好姑娘”。一封当时杨桂兰写给家人的家书中，向父母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属于我们整个小组的集体荣誉，大家都很开心，希望您们知道后也会开心。”

之所以写希望父母会开心，是因为在写这封家书前不久，杨桂兰父亲到渡口看望女儿，没想到看到女儿“住的席棚子，吃的干板菜，喝的泥巴水，每天一大早起来踩泥巴，光脚将黄泥巴、杂草和水搅拌，连续踩几天脚就开裂了，再下去踩的时候就流血”。杨桂兰的父亲心疼得不得了，希望女儿赶紧随自己回家另谋出路，买个缝纫机学裁缝都好，杨桂兰却拒绝了，而父亲气得当场扭头走了。

杨桂兰当然明白父母对自己的担心与牵挂，她在信中宽慰父母，用热情洋溢的口吻描述自己的成长：“刚来渡口的时候，我每天只能码3000块砖，还经常发生倒码……虽然大家看我年纪小都不说我，但我就不服输，码不好我就多码，没人家聪明我就多练，白天练，晚上练，现在我每天能码15000块砖了！”

信中，杨桂兰还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一定要亲手把渡口建起来。”这一句豪言也成为现实。后来，杨桂兰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为三线建设奉献了终身，也见证了攀枝花从荒芜山地真正成为了钢铁之城。

在三线建设中，有许多与杨桂兰一样第一次离开家的年轻人，但却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成熟和勇敢。他们给父母写去的家书中，隐瞒自己的苦和累，而是充分展现作为一名三线建设者的光荣与自豪，希望能够让父母安心，也为父母争光。

现任攀枝花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演员丁朝霞，是重庆人，14岁时作为三弦演奏员特招录用到渡口市歌舞团。

几个月后，丁朝霞在给父母的家书中描绘了自己第一次见到高炉里铁水奔流的场景：“好晃眼睛，好美啊！”她还宽慰父母：“爸、妈，您们不要挂念我，我的事情多得很，每天要练琴，还要跟着学习文化，我想多学点本领，以后在哪里都有碗饭吃。”这个第一次离家的小女孩，在信中还写道：“还有两个多月就是我15岁的生日了，今年过生日就吃不了妈妈给我煮的鸡蛋了，心里有点难受。”有时候夜晚思念父母家人时，她忍不住还会藏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

其实，丁朝霞的父母也一直希望她能够回到身边，但她下定决心好好在那里干，把自己所学奉献给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如今，她已在攀枝花呆了40多年，足迹踏遍工矿、农村、学校……参与过三四千场演出，真正把根扎在了攀枝花。

“我们同一批到攀枝花的有30多人，如今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已经退休了。”丁朝霞告诉记者，三线建设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自己无悔为三线建设奉献终身。

把他乡当成故乡

鼓励后代继续未完的事业

作为三线建设主战场之一，攀枝花的建成并非一日之功，许多三线建设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71年5月，时任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的亓伟，突然被查出身患癌症晚期，在北京住院治疗期间，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希望她能带着孩子一同到渡口继续三线建设。

中央作出开发渡口的战略决策时，亓伟担任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为此，他主动请缨，毅然离开熟悉的昆明，来到荒无人烟的渡口，在只有简陋生产设备的条件下，率领职工开启“夺煤保电、夺煤保铁、夺煤保钢”的“三夺三保”大会战。

祖国各地建设者奔赴渡口。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闲暇无事，想到了过去很少想到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工作，对于你和孩子很少顾及，内心深感惭愧。可是我是个共产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信并不长，亓伟用质朴的话语表达自己对于家庭的抱歉，但却表达了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加入三线建设的想法。“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确实很想回家和你们多住些日子。但是我又离不开宝鼎矿区，所以我想如果你能把孩子们领来这里安家就好了，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老了，孩子们来了，就能继承我的事业，像老愚公那样，祖祖孙孙挖山不止……”

写信后不久，亓伟把妻儿从昆明迁到了渡口，但自己却因为过度操劳病情恶化，不久后就逝世了。去世之后，亓伟安葬在了他生前日夜牵念的宝鼎矿区上，以另一种方式守望着宝鼎矿区不断发展壮大。

会战誓师大会。

来自天南地北的三线建设者们，把他乡当成故乡，不仅自己在这里扎下了根，也鼓励自己的后代们继续未完的事业，成为“攀二代”“攀三代”。

1965年5月，程积迪重庆财贸系统支援渡口三线建设，先后在十九冶、攀钢工作。1967年2月，他给自己的侄子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自己在渡口工作和生活的状态，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吃的只有各种盐菜，喝的是水管放出来的金沙江泥巴水，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只有少数一点生菜，但是大家都斗志昂扬、充满信心，“大家整天都是奋斗着的。”

在信中，程积迪更是表达了对侄子继续三线建设事业的期盼：“大毛，你现在也逐渐长大了，今天给你写信，我很想你能明白，建设祖国非常不容易，你一定好好学习，如果这边还要建设者，我希望以后你也能来我这里，到时我一定亲自来接你。”

“透过这些日趋泛黄的笺纸，我们可见当年三线人的精神面貌、理想情操与情感经历。”《攀枝花三线建设家书选》主编、三线建设干部学院三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代发君说。

泛黄家书历久弥新

窥见一个时代的脉搏

三线建设拉开帷幕距今已有50多年。代发君介绍，活动征集到的许多家书，纸张已经泛黄，但这些用当年的语言讲述当年的情怀，一字一句皆饱含思念，遍注深情，也成为记录一个时代的珍贵史料。

在三线建设初期，条件十分恶劣，完全是一片荒芜萧索之地。许多家书之中，都描述了当年的艰苦情况，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没有干净的水喝，工作强度非常大，开山、挖路，都靠人工去完成。

即便如此，但大家都充满着干劲，在家书中，充分表达作为一名三线建设者的自豪和荣光。湖南新化县人曾庆强，1968年10月主动申请从辽宁鞍钢集团调到渡口支援工作。

刚到渡口不久，曾庆强就给母亲写信，表达了对于自己放弃了当时鞍钢集团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成为第一批从鞍钢调来攀钢参加生产建设的技术人员而感到无比自豪。他在信中写到：“虽然现在工作和生活都很艰苦，吃的是大食堂，住的是竹席棚，睡的是自己用木板钉的床，但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充实，工作热情极为饱满，人人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心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攀钢早日建成投产而努力工作。”

其实，由于地势环境等限制，在渡口进行矿产资源开发，不仅仅是条件艰苦，其困难程度也是非同寻常。正是凭借着这股精神，建设者们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建设奇迹。

狮子山爆破场景。

1971年，为了加快铁矿石开采进度，当时的会战指挥部决定进行“狮子山大爆破”，这也是我国矿山建设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万吨大爆破”，开启了攀枝花铁矿资源大规模开发的新篇章。

当时在攀矿井巷公司工作的杨定元，给父母的家书中，就记录了自己参与那一次爆破的工作情况。

杨定元是四川省中江县人，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原本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他，主要是为矿山建设单位加工搭建席棚房用的木材。后来，因为爆破时间紧、任务重，很缺人手，他就被抽调去填装炸药，将炸药按50公斤分袋装好绑好，以供矿山填埋爆破。

信中，杨定元给父母描述：“因为这个工作比较费手，经常磨破手掌，基本是旧伤好了新伤又出现了。好在现在生产炸药的工作已经完成，昨天又回加工厂上班了。”

实际上，与炸药“亲密接触”，并不仅仅是辛苦，这还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据资料记载，狮子山大爆破共装炸药10162.2吨，充填巷道3591.3米，爆破总量达1140万立方米，爆破之后，蘑菇云曾遮蔽了半个天空，巍峨的狮子山被夷为平地，大大提升了铁矿石开采进程。

“我面临了一次人生的转折，无意中成为了一名渡口工人，一名真正的三线建设者，自己感到很荣幸，很自豪。”杨定元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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