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2026年3月5日，网传有商家在闲鱼平台售卖疑似我市国保单位文物构件。对此，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核查工作。经查证，上党区东泰山庙（省保）螭吻于1998年被盗，平顺县夏禹神祠（国保）正殿正脊东侧脊筒于2013年被盗。目前，涉嫌售卖文物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侦办和文物鉴定比对工作正在进行中。”从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文物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这既是基层文保力量有限的客观事实，也折射出监管体系有待提升的方面。
但值得注意的是：消失十多年的文物，竟是通过网络平台浮出水面的。恰恰是这个细节，揭示了信息化时代文物追索的新可能。回顾过往，文物失窃后，追索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地下交易链条隐蔽、证据难以追踪、犯罪嫌疑人难以锁定，是文物追索工作中存在的难题。然而此次事件中，消失十几年的被盗文物出现在网络平台，卖家信息、交易记录、沟通内容全部留痕，形成了完整的电子证据链，如同暴露在了阳光下，相比传统地下交易的“暗箱操作”，这反而让执法部门的侦查工作有了明确突破口。
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全国登记可移动文物超过1亿件。但实际数量可能远超此数，大量民间文物、低级别文物散落乡村。
与馆藏珍品相对完善的保护条件不同，散落在民间、乡村、寺庙的文物，往往面临防盗设施缺失、日常监测空白、保养维护不足等困境。文物保护需要形成合力。2025年3月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国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参与？信息化或许能提供新路径。
这次事件也带来了另一个思考：如果每一次网络交易都能被有效监测，如果电商平台能与文物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那些试图通过网络销赃的文物，是否还能藏得住？
如果每一件文物有可追溯的数字身份，如果散落在乡村的古建筑能被传感器实时守护，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通过手机随手举报可疑交易……这并非凭空想象，近年来，多起文物走私案件都是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的线索得以侦破，这样的结果证明，信息化在客观上压缩了文物非法交易的空间。
从文物保护刻不容缓的现状来看，信息化建设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正在让文物监测、追溯、预警成为可能，有望真正拓展文物保护的边界。当然，技术只是手段，核心在于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科技支撑的文物保护新格局。当每一件文物都有“数字身份证”，当每一次交易都有迹可循，当每一个可疑线索都能被及时发现，文物保护才能真正实现从“事后追索”向“事前预防”的转变。（王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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