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在全党深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回望历史长河，那些被后人铭记的清官，往往以担当、智慧与风骨，为今人提供了极具镜鉴意义的答案。他们或在顺境中克己奉公，或在逆境中为民请命，甚至不惜违抗上命，其政绩观深植于“民为邦本”的思想沃土，体现出一种超越个人利害、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深沉自觉。

为民绝食的杨震

政绩观的源头在于为官的初心。是将官职视为个人晋升的阶梯、谋取私利的工具，还是看作造福一方、守护黎民的责任？东汉清官杨震用行动作出了选择。

汉安帝永初六年（112年），时任荆州刺史杨震刚刚接到调任东莱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当晚，在昌邑县的驿馆内，上演了一场关于良知与贪欲的对话。

当年杨震曾举荐的王密，如今已是昌邑县令。夜深人静之时，王密怀揣十金，悄悄叩开了恩师的房门。

“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感谢恩师当年的知遇之恩。”王密将金子放在案上。

杨震面色一沉，严词拒绝：“我们也算故交，我很了解你的为人，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

王密以为老师怕人知晓而不敢收礼，压低声音说：“这半夜三更的，不会有人知道，您老放心收下吧。”

杨震正色道：“天知道，神明也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什么叫别人不知道？”

王密羞愧难当，带着十金匆匆离去，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中。但他深深地被老师的高风亮节所震撼，后来将昌邑县的衙门改为“四知堂”，以此自勉。

杨震带着这份清廉，来到东莱赴任。然而，东莱远比荆州艰难，天灾人祸下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朝廷派杨震来“救火”，却不提供“灭火”装备——那里缺粮，他可以赈灾，但粮食来源，需自己想办法。

面对空荡荡的东莱官仓，杨震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悲痛。地方官吏告诉他，其实这里不是没粮，而是粮食都被大户人家囤入自家仓库了，这些人个个有背景，即便当官的也不能明抢。以往各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和保住乌纱帽，往往跟这些地方豪强沆瀣一气，粉饰太平，鱼肉百姓。

第二天，杨震便来到一个大户人家借粮。被多次拒绝后，杨震便在大户人家门口绝食，耗了三天，最后晕倒在那里。大户人家一看，这怎么来真的？饿死了朝廷命官可不得了！于是，这户人家开仓借粮。其他大户人家见状，也纷纷松了手。

即便有了粮食，杨震仍不放心，每天只吃一餐。他说：“百姓都吃不饱，我怎么能安心？”

杨震将善政带到了莱州，也将“四知”精神留在了东莱。今天山东莱州市中心的街心公园，以“四知苑”为名，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下棋人、观棋者怡然自乐，仿佛那千年前的清风，仍在吹拂着这片土地。

即便有了粮食，杨震仍不放心，每天只吃一餐。

何易于甘为“民役”

何易于，晚唐时期益昌县县令。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是因为同时代的文人孙樵写了一篇《书何易于》。孙樵在文中清晰地描绘了这名封建时代的基层县令爱民亲民的种种事迹，何易于甘于做“民役”的故事，至今仍在剑门蜀道上传颂。

何易于任职的益昌县，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地带。嘉陵江从城南流过，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很美，但当时老百姓生活疾苦。

一年春天，何易于的顶头上司、利州刺史崔朴呼朋唤友，泛舟出游。行至益昌县时，因江面暗礁密布、水流湍急，需要由纤夫在岸边牵引。在船上看风景的崔朴，却突然在纤夫中望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竟然是换了便装的益昌县令何易于！何易于并未如寻常官吏般驱遣农忙的百姓，而是“自腰笏，引舟上下”，自己撩起官袍，将朝板插在腰间，充当起了纤夫。

崔朴大惊，问他为何如此，何易于回答：“现在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于耕种，就是在侍弄春蚕，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易于是您主管下的属令，正巧无事在身，可来承当此差使。” 崔朴听完十分羞愧，立即上岸骑马而归。何易于的政绩观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只有与子同袍的父母官。

朝廷向益昌征收茶税，何易于苦于益昌百姓生活穷困，毅然决定将此事搁置，宁肯烧毁诏令也不愿增加百姓负担。好在时任观察使算得上是何易于的一名“粉丝”，知晓他一向爱民如子、为民请命，在获知这一情况后，并未追究。

何易于虽然官职低微，但他以手中之权为民谋利，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爱戴。何易于诠释了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完成了多少上级指标，而在于守护了百姓的生计。在他离任后，益昌县的百姓纷纷为他立碑纪念，表达对这名为民请命的县令的感激之情，这比任何官样考绩都更为珍贵和永恒。

“三铁治世”陈希亮

正确的政绩观，必然伴随着关键时刻的决断与担当。这需要穿透复杂局面的智慧，更需要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拍板负责的勇气。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凤翔府迎来新任“一把手”。他个子不高，眼里虽有疲态，却难掩不怒自威的神态。他就是眉州青神人陈希亮。

此时的陈希亮已到知天命之年，在宦海飘荡三十余年。他曾任职大理评事，在长沙县任知县时严明执法，权贵都忌惮他；后升任殿中丞，调任鄠县知县；嘉祐二年（1057年），担任开封府判官，又继任京东转运使。每到一地，他都惩治奸邪，为民造福。

陈希亮是能吏、严吏，但不是酷吏。《宋史》评价他“为人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出于仁恕，故严而不残”。他在京城开封任京东转运使时，昔日好友宋辅也在京城当小官。宋辅不久染病逝世，陈希亮见其老母亲和幼子无依无靠，便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待如家人，自己却节衣缩食，甚至挨饿。

一路走来，陈希亮曾因被权贵中伤而被贬为平民，也曾因官场的尔虞我诈而多次上奏朝廷，请求降职或告老还乡。不过，雪藏能吏不是宋仁宗的风格。在关中遇到罕见的荒灾时，他想起了陈希亮，于是将其调至西北重镇凤翔任知府。

恰逢天旱，凤翔到处闹饥荒，官仓陈粮堆积如山，有的已腐坏变质，知府宋选怕担责，不敢开仓放粮。新上任的陈希亮毅然决定预支战略储备粮，开仓将十二万石粮食借给老百姓。粮官担心背上擅自发放粮食的罪名，又怕粮食收不回来被追责。陈希亮表示：“你们放心开仓济民，后面的责任我一人承担。”

一句“吾当以身任之”，掷地有声。这不是莽撞，而是基于对民情的深切体察与对“救命如救火”的紧迫认知。他敢于用个人的政治生命，换取无数百姓的生存机会。

一时，灾民得救，凤翔府上下“陈青天”的声音不绝于耳。来年，雨水充沛，秋天丰收，百姓在饥荒时期借的粮食全部还清，仓库的陈谷也变为新粮，官民两利。

《宋史》说陈希亮“仁恕”，后人从陈希亮精神中解读出“三铁”精神——铁腕执法、铁心为民、铁肩担责。其实，不管是“仁恕”还是“三铁”，都和谐统一在陈希亮的精神世界里，那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精神的要义。

《宋史》评价陈希亮“为人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出于仁恕，故严而不残”。

汤斌：仓谷充饷，兵民两全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汤斌从翰林院调任陕西潼关道员。潼关地处交通孔道，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明末战乱以来，社会凋敝，正值清朝用兵紧急之时，“征发四至”，民不堪扰，逃匿者十之二三。

面对残酷的现实，汤斌到任后首先下令：凡大军经过，一律遣人迎之境外，约束其不得入城。他见兵丁过处有强入人室、索酒索肉、索讨娼妓、调戏妇女、抢毁财物等行为，就告诫士兵：“军队是用来保护百姓的，百姓则供养着军队。军营中的每一分银钱、每一粒粮食，哪一样不是百姓辛勤劳作、流血流汗换来的？军营中的士兵，哪一个不是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另一方面，对于“军士贫不能娶，丧不能葬者”，汤斌制定兜底政策，在经济上给予帮扶。

次年，潼关一带遭遇罕见春旱，大地干裂，小麦颗粒无收。按照清军规制，驻军兵饷须以小麦支付，但此时潼关周边仅存陈年仓储小麦十万石，远不能满足三万将士的半年用量。若强征民麦，必将激起民变。若不给军队发饷，又恐兵变，督抚与将领皆畏缩不前。

在军议会上，汤斌力排众议，顶着抗旨风险，毅然决定以官仓粟米替代小麦充饷。然而，军中将领以“恐引发兵变”为由拒绝，督抚也因惧怕兵变而加紧向民间征麦。

面对“恐引发兵变”的质疑，汤斌慨然道：“老百姓都快饿死了，难道就不会造反吗？若兵变发生，我一人承担！”他将民众的疾苦置于军队的潜在不满之上，更将个人前程置之度外。他果断下令以仓谷充作兵饷，并向将士承诺：“今年暂以谷代麦，明年必补发小麦，并以谷价折算补偿。”这一举措不仅平息了将士的不满，更令关西数千里之地免于麦税之苦，兵民皆得以喘息。

汤斌此举，并非简单硬扛，而是进行了周密的制度设计，明确折算比例，承诺次年补偿，改造粮仓透明化以杜绝克扣。

在潼关道任上三年，汤斌以高效务实著称，处理弊案、狱讼案件无一积压。他在潼关各州县严厉整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三年免征租课；严令兵将不得扰民，同时推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倡导乡约、设立义仓、兴办社学，教民以德。短短三年间，数千户流民重返故土，潼关一带重现生机。

这些分散于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清官能吏，其政绩观并非无源之水。他们的共同精神源泉，深深根植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这种文化传承，赋予了他们超越一时一地得失的历史眼光和道德勇气，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的官场生态和艰难的民生现实中，做出合乎天道人心的抉择。他们用勇气、担当和智慧诠释了政绩的丰碑，永远建立在民心之上；为官的价值，最终由历史与人民评定。这，或许正是今天重温这些故事最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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