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高额彩礼”连续三年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看看四川专家怎么说丨聚焦全国两会

李玮婧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周夕又 夏菲妮 唐万贵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将“持续推动治理高额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列为重点工作。这已是关于高额彩礼问题，连续第3年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体现了司法机关严厉治理婚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序良俗的坚定立场。

彩礼本是婚嫁礼仪中的美好期许，然而，当这份祝福变为沉重的“婚姻成本”，甚至衍生出购房款、购车款等新式彩礼时，更易引发家庭矛盾与婚约财产纠纷。此外，借婚姻索取财物、婚托婚骗等乱象滋生，既违背公序良俗，更触碰法律红线。

如何有效治理高额彩礼，让彩礼回归“礼”而非“财”？3月10日，本报特邀三名嘉宾，共同探讨治理路径与方法。

高额彩礼为婚姻添负，该如何治理？

去年，攀枝花市西区法院在审理离婚涉彩礼返还案件中，首次适用《攀枝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作出裁判，原被告双方网恋结婚后长期分居、夫妻感情破裂，男方起诉要求女方返还婚前给付的礼金、购房款共计61万余元。法院结合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认定该款项属于高额彩礼，综合婚姻存续时长等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25万元。该案二审依法维持原判，以司法裁判抵制高额彩礼陈规陋习。

“彩礼是很多地方的习俗，即使司法指出方向，如何妥善解决彩礼仍需社会综合治理。”乐岚认为，地方妇联、共青团、党群机构应组建类似“婚约调解中心”的民间调解中心，针对一些当事人不愿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婚约纠纷，给予民间调解，并组织社区教育，宣传青年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同时，建议地方培养专业人民调解员，提前介入婚约解除彩礼退还的矛盾解决。

《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出台后，当地以“司法引导+文化浸润+机制保障”为抓手，推动彩礼回归礼仪、婚姻回归感情。随后，凉山州又出台《凉山州治理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导则》，明确“彩礼不超10万元”，引导群众摒弃“高额彩礼=婚姻保障”的错误认知，推动婚俗观念转变。

朱江告诉记者，在司法层面，凉山法院以裁判树导向，在案件审理中突出“感情为婚姻核心”的裁判理念，对因高额彩礼导致婚姻破裂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强化释法说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恋观；在文化层面，凉山法院依托巡回审判、法治下乡节点，开展“低彩礼、零彩礼”典型案例宣传，以身边事引导身边人，让“重感情、轻彩礼”成为全州新风尚。

通过司法引导、社会调解、源头管控等多措并举，我省可逐步形成自由恋爱缔结婚姻、慎重收受高额彩礼的社会风向，并随着教育水平提高、法治教育推进，最终实现移风易俗、让彩礼回归礼仪本质的长远目标。

婚恋纠纷与恶意骗婚，该如何界定？

对于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的，马某通过“闪婚闪离”骗取15个家庭200余万元，最终获刑12年一案，朱江和甘哲楚均认为案例具有重要标杆意义。

“该案明确刑事打击的刚性边界，划清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红线。”朱江表示，这释放了“借婚姻之名行诈骗之实必受严惩”的强烈信号，同时针对“闪婚闪离”这一骗婚高发套路作出裁判，为凉山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提供范本，对团伙性、规模化婚骗形成有力震慑。

甘哲楚对源头监管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认为，当前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的不法行为往往呈现团伙化、链条化、职业化特征，不少婚托、婚骗团伙背后都有违规婚介机构参与其中。一些婚介机构超越正常婚恋服务范围，不仅为不法分子牵线搭桥、介绍对象，还对其进行身份包装、话术培训、场景设计，形成完整黑灰产业链。对此，市场监管、民政、公安等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协同监管，加大对婚介机构的规范管理力度，严格婚恋服务行业准入门槛。

关于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婚嫁诈骗的界定，三名嘉宾均认为要以“真实目的”为标准。

甘哲楚认为，双方是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真实目的，仅因性格差异、家庭矛盾、三观不合引发彩礼返还争议，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财产纠纷。一方无结婚、共同生活真实意愿，假借婚约幌子、隐瞒真实情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财物，则可能构成诈骗类刑事犯罪。

朱江结合凉山州的实践，总结了识别婚姻诈骗要点，比如陌生人介绍相亲且急于定亲，索要彩礼后以各种理由拒绝共同生活或领取结婚证，短期内频繁更换婚嫁对象，彩礼由第三方（媒人或家属）代收且拒绝出具凭证等。

乐岚认为，清晰界定边界，既能避免将正常婚恋纠纷与恶意诈骗混同，也能更好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与财产权利。

遭遇彩礼及婚嫁诈骗，该如何维权？

2024年3月，大英县法院依托司法大数据，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同一被告涉及多起婚约财产纠纷，有骗婚嫌疑，随即移送线索并固定证据。经查，廖某、邓某母女以相亲、订婚为幌子，三年间骗取8名被害人财物共计63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廖某有期徒刑10年、邓某有期徒刑4年，责令二人退赔全部违法所得。

面临类似的高彩礼婚嫁诈骗，群众应该如何维权？

“当事人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依法审查是否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及时开展调查、固定证据。”甘哲楚说，也可以向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等专业人士咨询求助，在专业指导下全面收集、固定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彩礼单据、证人证言等关键证据。他认为，准确区分案件性质至关重要——究竟是因性格不合、家庭矛盾、三观差异等引发的普通民事纠纷，还是以婚嫁为幌子、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刑事诈骗犯罪，直接决定了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还是刑事报案。

朱江结合办案实践，总结了针对性的取证方向，如保存好彩礼给付凭证，包括转账记录、收条、见证人证言等，并且给付彩礼时尽量与女方本人直接对接，避免第三方代收。朱江表示，还应保留婚嫁沟通记录，包括微信或短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特别是涉及彩礼数额、给付方式、婚约内容的关键信息。同时，需出具共同生活证明，包括居住记录、邻里证言、出行记录等，用以证明双方是否有实际共同生活的意愿和行为。朱江提出，若发现团伙作案线索，应及时固定人员往来、资金流转等证据，为公安机关侦查提供线索。

随着城市化推进和观念变化，彩礼在现实婚姻中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对许多适婚年轻人来说，往往是父母比他们更看重彩礼。

“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认为，婚姻的核心是两个人是否合适，感情是否稳定，能否共同经营家庭、承担责任，这些比彩礼更重要。”乐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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