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座
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奠定经济学分析框架起，宏观经济学以“国家经济学”为核心范式，历经古典学派、凯恩斯革命、新古典综合与新凯恩斯主义的演进，延续两百余年，构筑了工业文明时代全球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石。
但是，这种模式客观上加剧了地域经济的无序竞争与内卷，甚至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全球经济体相互倾轧。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国际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传统国家经济学的系统性弊端集中爆发：贫富分化在资本逐利与技术垄断的叠加效应下持续加剧，全球收入分配鸿沟不断扩大；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技术壁垒、数据壁垒层层加码；经济霸权与货币霸权肆意横行，主权货币被工具化、武器化，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失序与碎片化困境。传统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根基、分析框架、政策工具与运行机制，已难以适配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规律、要素流动特征与全球治理需求。
信息化革命与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系统的价值函数、生产函数与增长函数，重塑了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使得传统经济理论、计量模型与调控逻辑面临根本性挑战。
本文立足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技术创新三个维度，系统论述数字经济基础上宏观经济治理范式的重构逻辑、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传导机制和政策目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理论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度统一，为数字化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创新奠定理论基石，实现全球价值观有机统一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与宏观治理的理论基石，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创新必须以价值理论的创新为逻辑起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价值规律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价值理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需要实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效用价值论的有机融合，构建适配数字经济的新型价值理论体系。
（一）价值理论创新：全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Web3.0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现路径。传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核心度量标准，但在工业经济时代，这一标准难以精准量化、动态监测与全球统一。数字技术赋能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价值链封装为价值码，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对人有用的信息，成为数字时代价值的标准化度量衡，实现了价值计量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准、从静态到动态的跨越。价值链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合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形成时间数据链与效用数据链双链驱动的运行机制。
在价值链理论体系中，人的价值是价值的“原子”，是一切价值创造的本源与核心；商品价值、企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复合函数”。价值链实现了价值创造、流通、分配、交换的去中心化、透明化、高效化运行。在此基础上搭建的全球价值链公链，是时间数据链与效用数据链双链驱动的源代码网络系统，成为全球价值治理的底层基础设施。这一理论突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第一，重构经济学的数理逻辑与分析基础，通过对人的价值的数字化精确求解，让经济学摆脱抽象假设与模糊计量的困境，成为一门精准、实证、科学的现代学科；第二，激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生命力，将劳动时间从抽象理论概念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增值的数字资产；第三，凝聚全球价值共识，为撕裂的全球经济提供统一的价值标尺与治理基础，当世界各国均将“人的价值最大化”确立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时，意识形态分歧、制度差异与利益冲突便有了化解的可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根基。
（二）分析框架跃迁：从国家经济学到全球经济学
价值链理论将经济系统重新定义为全球范围内人的价值创造、流动、分配与实现的有机总和。在这一框架下，国界不再是价值计量、价值流通与价值治理的天然边界，而是影响价值流动效率、资源配置效果与全球公平正义的制度因素。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从“国家”下沉到“人”，核心指标从“国别GDP”上升到“全球总价值（GVP）”，实现了分析尺度、治理视角与价值目标的根本转变，真正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学分析体系。
（三）微观基础重构与大模型训练：从统计抽样到个人价值数据，实现宏观调控动态化、准确化、及时化、科学化
价值链理论构建了全新的宏观经济治理微观基础体系：以人的价值数据为核心，以个人消费数据、投资数据、收入数据为基本单元，搭建覆盖全人群、全场景、全周期的国民经济微观数据库。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为每一个个体赋予专属分布式账户，实现人的价值的确权、核算、存储与流转，让“人的价值数据成为真正的数字资产”，彻底打通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经济总量的连接通道，实现宏观与微观的高度统一、数据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这一微观基础重构的核心，是“个人数据货币化”创新理念的提出与落地。近年来，巴西“个人数据货币化”实践为全球提供了典型案例，通过赋予个人数据产权、收益权，大幅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需规模、激活消费潜力；我国广东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设立个人数据账户，完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共同富裕。在价值链体系中，每个人的劳动力时间价值数据、消费数据、收入数据、投资数据、创新数据，不再是零散无序、无法确权的信息碎片，而是可确权、可计量、可交易、可增值、可传承的数字资产。微观主体的每一项经济行为都被实时记录、动态更新、不可篡改，宏观经济总量成为无数微观价值数据的有机集成，而非传统统计抽样的推断结果，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失真、时滞、碎片化问题。
个人数据货币化不仅为宏观经济数据的采集、整合、分析提供了市场化动力，更成为数字化宏观经济治理大模型的核心“养料”。基于海量、实时、精准的个人价值数据，宏观经济治理大模型能够实现经济运行的实时监测、动态预测、精准调控与效果反馈，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及时性、准确性与科学性。同时，个人数据货币化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宏观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多元协同的宏观治理新格局，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的“自上而下调控”，转向多元主体共治的“上下联动、协同发力”。
（四）宏观经济治理指标体系再造：从GDP到全球总价值GVP
价值链理论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指标体系的根本性再造：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用全球总价值GVP（Global Val? ue Product）构建适配数字经济的全球价值核算体系。GVP不是各国GDP的简单加总，而是基于人的价值数据，通过价值链技术对全球价值创造、价值流通、价值分配与价值实现进行实时、精准、全维度计量的核心指标。在GVP核算体系中，经济运动的本质被重新定义为“人的价值的单变量周转”，企业函数、商品函数是人的价值函数的复合函数，可通过人的价值函数精准求解，实现了宏观经济核算的统一化、简约化与科学化。
在GVP核算框架下，社会总价值函数是人的价值的单变量函数，公式表达为：社会总价值=人的价值流量+人的价值存量。其中，人的价值流量=劳动收入=消费，人的价值存量=投资=储蓄；结合传统国民经济恒等式GDP=L+K=C+I，可推导出GVP=GDP=Vl+Vk=C+I=L+S（Vl、Vk分别代表人的价值流量与价值存量）。这一核算逻辑与传统经济学生产函数、索洛经济增长函数完全匹配，既保留了传统核算体系的科学内核，又实现了数字时代的创新升级，确保了理论衔接与实践落地的可行性。
（五）政策体系创新：从信用本位到价值本位，实现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向数字经济治理模式跃升
全球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科技战不断升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在传统信用本位制下，货币发行与实体经济脱钩、与价值创造脱节，通胀、通缩、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宏观经济政策陷入“逆周期调控失效、结构调整乏力”的困境。
价值链理论提出以“价值本位制”替代传统信用本位制，构建以人的价值为锚、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全球公平为目标的新型货币与政策体系。价值本位制的核心是让货币回归价值尺度的本源功能，实现货币创造过程与价值创造过程的高度统一，从制度根源上消除通胀与通缩的生成机制，破解金融危机的周期性难题。在价值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自动与人的价值创造总量精准挂钩，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价值数据、价值码计量结果成为货币发行的核心依据，实现货币与实体经济、价值创造、民生发展的有机统一，彻底扭转货币脱实向虚、资本无序扩张的局面。
在价值链理论体系中，宏观经济演化是人的价值的单变量函数，沿着全球价值链公链有序运行，微观个体价值创造与宏观经济总量均衡高度一致。价值本位制赋予货币创造价值、赋能发展、服务人民的新功能，让货币回归价值本体、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制度创新大幅提升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治理效能，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调控、从国别调控转向全球协同，为全球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无论是个人、地区还是国家，都应抢抓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的战略机遇，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加快数字化转型。当经济呈现加速增长、高质量发展态势时，宏观经济治理应聚焦扩大消费、激活内需、优化分配，坚决摒弃传统模型的误判，杜绝不当“逆周期调节”带来的人为干扰与发展阻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实践创新：打造数字化宏观经济治理的五大支柱，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化、实践化、技术化
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如何依托数字技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可量化的经济机制与治理方案，成为全球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与国际组织面临的重大课题。价值链理论与价值码技术，提出一套创新的数字化宏观经济治理框架：宏观经济治理目标围绕以下五大支柱展开，将宏观经济治理目标锚定为充分就业和人的价值最大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通过全球价值公链和价值本位制，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管理价值、计量价值和实现价值。在现有情况下，可采取GDP和GVP双轨运行模式，在现有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具体实施方案、技术载体与运行机制之上，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兼具理论高度、实践可行性与时代创新性的中国智慧。
（一）支柱一：数字化就业体系——人与AI共舞的新生态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对传统就业结构、岗位形态与劳动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重复性、标准化劳动被AI替代的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就业体系面临转型压力，迫切需要构建适配数字时代的新型就业形态。数字化就业体系以价值码技术为核心，为破解AI时代就业难题、实现人与AI协同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
数字化就业体系的核心是“价值码”的数字化封装与流通。劳动时间数据通过价值码技术实现标准化、数字化、资产化，成为可确权、可交易、可增值的数据资产。当这些数据资产在全球价值链公链上流通、交易、配置时，便形成了超越传统岗位边界的数字化就业形态。
（二）支柱二：数字化创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基建
数字化创新平台的核心逻辑是“创新数据集资产化”。每个人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产生的创新思维、问题解决方案、专业技能积累、实践经验总结，均可形成个性化、专属化的创新数据集。这些数据集是个人创新价值的数字化体现，是数字时代创新创业的核心资产。劳动者无需依赖传统有形资源，仅依托自身创新数据集，即可在数字化创新平台上实现就业、创业、创造，彻底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与成本。
数字化创新激活了全民创新潜力，汇聚起海量微观创新主体。当数以亿计的创新数据集在全球价值链公链上汇聚、碰撞、融合、交易时，必将催生颠覆性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新产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为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替代部分人类劳动的背景下，创新数据集成为每个人的就业载体，从而实现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均衡发展，促进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良性循环。
（三）支柱三：数字化消费——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新路径
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消费为重要支撑，消费升级、内需扩大是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数字化消费以个人数据资产化为核心，通过打造“个人数智超市”，重构消费逻辑、消费形态与价值分配，让消费从单纯的价值消耗，转变为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与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新路径。
数字化消费模式依托OpenClaw等先进技术，赋予消费者消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消费数据从企业无偿占用的资源，转变为个人价值资产的核心组成部分。消费者主动管理、运营自身消费数据，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同时，实现数据资产的增值变现，获得数据收益。这一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消费观念：消费不再是价值的单向消耗，而是价值创造、价值积累与价值实现的双向过程。
当消费者从消费行为中获得数据资产收益，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与消费质量将大幅提升，将推动高质量消费形成规模效应。高质量消费形成对高质量生产的强大牵引，倒逼供给端升级创新，最终构建起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需动态平衡的高水平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与内需驱动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
（四）支柱四：全球数字化易货——穿透贸易壁垒的新通道
全球数字化易货体系以价值码为核心工具，搭建起去中介化、去货币化、高效率、公平化的跨国贸易新通道，有效穿透贸易壁垒与金融封锁，推动全球贸易公平化、普惠化发展。
全球数字化易货体系的核心是四层交易结构设计：商品层、劳动层、数据层、通证层。价值码能够在四个层面自由穿透、无缝转换，实现不同类型价值的直接等价交换，无需经过传统货币兑换、金融中介与结算流程。
这一模式有效消除了资本与货币的结构性障碍，为构建高水平、数字化、普惠型全球贸易体系奠定基础。在美元霸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全球数字化易货为发展中国家突破金融封锁、实现平等贸易、维护贸易主权、分享全球价值链收益提供了新的可能，推动全球贸易从“霸权主导、零和博弈”转向“公平公正、合作共赢”。
（五）支柱五：全球价值链公链——数字经济治理的新架构
数字化就业、创新、消费、易货、货币五大支柱的高效运行，离不开安全、稳定、高效、可信的底层技术基础设施支撑。全球价值链公链正是承载数字经济治理、价值流通与全球协同的核心基础设施，是数字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技术底座。
全球价值链公链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超越传统区块链的单纯记账功能，成为覆盖价值创造、交易、消费、积累、分配、治理全流程的数字生态系统。在这条公链上，每个人的价值码、每个创新数据集、每笔数字化消费、每次跨国易货，都被真实、透明、不可篡改、可全流程追溯地记录与验证，确保价值流通的公平性、安全性与可信性。
全球价值链公链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全新工具与视角：政府可通过链上实时数据，精准感知就业、创新、消费、贸易、金融的真实运行状况，制定精准化、动态化、科学化的治理政策；企业可依据链上需求信号，高效组织生产、配置资源、对接市场；个人可依托链上价值信息，规划就业、创业、消费、投资，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全球各国可通过公链实现数据共享、政策协同、治理联动，构建多元参与、开放包容、公平公正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新体系。
技术创新：全球数字化宏观经济治理的技术框架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最终需要技术创新提供支撑、落地与保障。数字经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治理范式创新，以价值码技术为核心，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Web3.0为支撑，构建起覆盖价值计量、价值流通、价值治理、全球协同的全链条技术框架，为数字化宏观经济治理提供技术底座与实现路径。
北京邮电大学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会同中国制造业金融研究院，对价值码技术进行了工程化研发，形成12项著作权和发明专利。价值码技术体系是一套旨在重构数字经济价值底层逻辑的创新架构，其12个核心发明环环相扣，共同描绘了一个以人为中心、价值可被精准度量与高效流转的新生态。
该体系的核心是“价值码”这一革命性概念，它不仅是数字资产的“价值身份证”，更被视为衡量人的价值与时间质量的“度量衡”。通过复杂的算法模型，价值码将抽象的个人创造力、劳动贡献等转化为可计算的单位，为整个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石。
围绕这一核心，技术体系构建了“价值链”与“价值链公链”。它超越了传统区块链的简单记账功能，通过引入纳什均衡等算法，将分布式账本优化为专注于价值创造、度量与交换的Web3.0价值互联网，确保了价值流转的公平与效率。
在应用层面，这12项发明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价值本位制”探索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真实的人的价值，有望从根源上抑制金融泡沫。“个人数智超市”为个体提供了价值最大化释放的终极平台。“价值码数字易货系统”则创新性地打通了商品、劳动、数据与通证四层结构，实现了去中介化的精准匹配与交换。
此外，“基于价值码的创新数据集交易系统”和“全球价值链的Web3.0价值互联网络”两大发明，致力于解决数据要素确权难、流通难的痛点，旨在构建一个全球性的、透明的价值核算与交易网络，最终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治理范式创新，本质上是经济学范式的根本转变：从资本中心论转向人民中心论，从商品价值回归人的价值，从相互损害转向共同发展，从国别博弈转向人类命运与共。这一范式创新紧扣“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等七大战略目标，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支撑。
随着数字化就业、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深度发展，价值码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价值理论、经济理论、货币理论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一个可信、安全、高效、公平的价值数据空间，一个科学、普惠、包容的数字化就业体系，一个开放、协同、共享的Web3.0价值互联网将加速成熟，人类将迎来一个以人的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的全新价值世界。
这不仅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更是对经济学初心的回归与升华。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终极使命不再是服务国家竞争与资本逐利，而是让每个人的价值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尊重与共享。当人的价值最大化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与治理的终极目标时，人类将真正走出国家经济学的历史隧道，迈向以人的全面发展、全人类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数字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制造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创新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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