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余如波 文/图

2月上旬，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成都地名方志馆正式开放，成为国内首个以地名文化为主题的方志馆。不少市民闻讯赶来，参观精心设计的文化墙，翻阅地图、史料、碑刻拓片等资料，寻觅其中与“马”相关的地名。

成都对地名文化的重视由来已久，2014年颁布的《成都市地名管理条例》第六章，就专门提及“历史地名保护”。2016年12月，《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公布，200多页的篇幅，粗略统计其中带“马”的地名就有20余处。

2023年10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第八批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首批100个历史地名正式纳入制度性保护，其中就包括骡马市、驷马桥等与“马”相关的地名。丙午马年，让我们共同探寻这些地名背后的历史文化积淀。

【汉】源于名人轶事：

司马相如“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

成都和马有关的地名，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

今天，成都城北有一座横跨沙河的驷马桥，南北两侧各有汉阙外形的装饰，一侧雕刻有四匹高头大马，另一侧是两个巨大的车轮，附近还有驷马桥路、驷马桥街等街道。“驷马桥在全国名气都很大，因为和西汉成都名人司马相如有密切的关系。”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谢元鲁说。

今日驷马桥桥头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桥下河水名为升仙水。东晋《华阳国志》记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他的意思就是如果当不到大官，就不再回家了。”谢元鲁说，汉代对于交通工具有严格的等级限制，“驷马”就是四匹马拉的车，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乘坐。

司马相如到了长安以后，获得汉武帝赏识，被封为郎官，后又官拜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作为皇帝特使，当然有资格乘坐‘高车驷马’。”谢元鲁说，回到故乡，蜀郡（当时的成都）太守“郊迎三十里”，司马相如在万众瞩目之下，又一次经过升仙桥，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巴蜀文史学者袁庭栋介绍，在古代成都，升仙桥长期都是出入北门的重要通道。司马相如的事迹后来传为佳话，唐代诗人岑参有《升仙桥》一诗，其中有“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的句子。当时，已经有人把此桥称为驷马桥，诗人罗隐就有同名诗作。宋代，成都知府京镗主持重修后，根据司马相如的故事将桥名正式更名为驷马桥，刻《驷马桥记》于石碑上，这一名称自此沿用至今。

成都地铁驷马桥站内，根据司马相如故事创作的墙绘

春节前后，成都文殊坊街区游人如织，紧邻文殊院的金马街，各类文玩、手作店铺和餐厅、小吃店人头攒动。金马街这一名称，同样要追溯到汉代。

谢元鲁介绍，汉朝西南地区有一个传说：云南滇池旁边出了两个神，一个以鸡的面目出现，名为“碧鸡”，另一个以马的面目出现，名为“金马”。“汉宣帝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祥瑞’，意思是出现了很吉祥的事物，那么就必须要去祭祀一下。”

这个任务落到了另一个四川辞赋大家王褒头上，但没想到他才走到四川，便重病而亡。相传王褒留下一篇祭祀颂文《碧鸡颂》，又名《移金马碧鸡文》，用文学的方式部分完成祭拜金马神和碧鸡神的任务。

金马街民居内的小吃店

当时从长安到成都已经很不容易，前往云南的路途更是艰险和遥远。人们于是想到一个完成祭祀的替代方案：在成都修建一座金马碧鸡祠，以“在成都祭祀”代替“去云南祭祀”。围绕金马碧鸡祠，就分别形成了金马坊、碧鸡坊两处街巷。

据《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唐代碧鸡坊位于城西东胜街一带，杜甫《西郊》诗云“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宋代碧鸡坊位于城北百家塘一带，但今已不存；当时的金马坊，则通过今天的金马街，幸运地留下了地名遗迹。

【宋】源于商贸往来：

成都成为茶马贸易的主要管理中心

源起于汉代的驷马桥、金马街，都与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相关，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到了宋朝，与马相关的成都地名，则与国家的现实需求直接挂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今天红星路一段西侧，全长只有300米左右的马镇街。

“马镇街的‘镇’，实际上应该是政府的‘政’。”什么是“马政”？今天的马镇街又有何渊源？谢元鲁表示，这要从宋朝的“茶马贸易”说起。

马镇街路牌

中国古代军队，战斗力最强的通常是骑兵。汉唐疆域辽阔，骑兵同样骁勇善战，其中马匹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如今天甘肃、青海的祁连山一带。宋朝国力和疆域都大为缩减，原先的马匹产地落入西夏和辽国之手，只能通过贸易方式换来。

“最简单的是拿钱交换，但宋朝本身很缺铜钱，替代的办法就是茶叶。”谢元鲁说，西部少数民族的食物主要是肉和奶，原本没有喝茶的习惯，这一风俗大约在唐朝传入后，他们发现可以帮助消化，直到今天酥油茶都是藏族的重要饮料。

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制茶的地区之一。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窦存芳说，唐代陆羽《茶经》记载的“剑南茶区”（今川西、川北），以及邛崃、蒙顶山等地，是边茶（藏茶）的主产区；宋代“雅州名山茶”被指定为专用于易马的官茶，年运茶量达数万担。川茶的稳定供应，是茶马贸易得以持续的基础。

马镇街历史建筑“寄庐”，其第一任主人王克俊是抗战时期川军将领，第二任主人、王克俊之子王家佑为知名考古学家、道教学者

宋代还加强了“榷茶”这一茶叶专卖制度，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官府经营，其中自然也包括茶马贸易。“把内地出产的茶叶运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卖出之后又买回马匹运往内地，作为军政用马。”袁庭栋说，这种茶马贸易长期保持，成为当时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而成都，也就成为千百年来茶马贸易的主要管理中心。

日前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的“蜀道骐骥——马年春节文化展”作了详细介绍：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与成都分别置官署，主管制茶与茶马贸易；元丰四年（1081年），改成“都大提举茶马司”，标志着宋代官营茶马互市管理制度的确立。成都的“都大提举茶马司”，即在今天的马镇街一带。

袁庭栋介绍，宋代以来，这条街道曾经名为马务街、马政街，清代改为现名，“有可能是同音误写，也可能时由于街道上人马繁杂，有如市镇。”

位于马镇街8号的成都市第十一中学

四川地处西南腹地，是连接中原、西北、青藏高原和云南的十字路口。窦存芳说，茶马古道在四川形成三大主线川青道、川藏道、川南道，与古蜀道、南方丝绸之路交织，构成庞大的交通网，使四川成为物资集散与文化交流的核心节点。

因此，马镇街虽短，其影响却持续至今。窦存芳说，历代王朝在四川设立茶马司、巡检司等机构，实施“以茶治边”，管控边疆贸易、维护国家统一。根据《宋史·食货志》等记载，四川不仅是茶马古道的地理枢纽，更是其经济与文化引擎，促进了语言、宗教、艺术和生活习俗的交流。汉地的制茶技术、农耕文明等通过古道西传，雅安、康定等地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典型，孕育了独特的“锅庄文化”“背夫文化”。

【清】源于军政需求：

大小金川之战和满蒙八旗驻军的遗产

今天的成都市区，一些地名所指代的并非具体的街道，而是某一个片区，例如盐市口、红牌楼。其中与马相关者，最有名的是骡马市。以“市”为名，自然与骡马交易有关，不过谢元鲁表示，这里的骡马交易最初源于清朝的军事需求。

首先是大小金川之战。大小金川，大体相当于今天阿坝州小金县、金川县和甘孜州丹巴县一带，乾隆初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派军征讨，两年后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此后，大小金川之间常有冲突，后来清军出动展开第二次金川之役，经过多次血战，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取胜。

大小金川之战打得如此艰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交通不便。当时从成都前往的大小金川，要翻越无数高大的山脉，悬崖峭壁间往往只有羊肠小道。“几万人军队的粮食、装备，尤其是大炮、火药的运输，只能靠骡马。”谢元鲁表示。

成都地铁骡马市站

战争时期，骡马不仅需求量非常大，而且损耗率也非常高，在路上累死、病死，掉下悬崖摔死，在战斗中被打死的非常多。“那时马主要从北方来，包括甘肃、宁夏、青海、陕西这些省份。”谢元鲁介绍，北方的马贩子把大量的马贩运到四川，卖给清朝军队，集中交易的场所就选在今天的骡马市一带。

这里靠近少城，即满蒙八旗驻军之处。清初成都驻有满、蒙八旗兵丁，军队及贵族有养马需要，加之这里有很多空地，便在少城东近皇城后子门外的广场设立骡马市场。“大小金川之战打完了，但是骡马交易还是需要的。”谢元鲁说。

《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介绍，雍正以后，四川安定，用马减少，市场便迁到城外。由于广场地处城区中心，居民修房营商业者多，逐渐形成街道，约定俗成名骡马市街（后成为人民中路的一段）。当地还流行一种习俗，即凡成都畜马之人，每年正月初四必乘马到此街一行，祈祷一年平安，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废止。

饮马河街民居张贴的福字和春联

清代成都驻军和满蒙贵族养马，还催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街道，留存至今的有东马道街、西马道街、东马棚街、西马棚街、饮马河街等。

顾名思义，马棚是当时的养马之处，饮马河则是马匹喝水之处。饮马河位于少城西门外，前身是唐末西濠北段，清代时因城边驻守满蒙骑兵经常在此饮马而得名，由此产生了同名街道。

清代八旗驻军要训练，但不能在少城的居民区里面训练，马道便因此而生。清初在少城的东、南、北三方，辟有专门的6条马道。谢元鲁说，当时成都城北城墙根下刚好有条路，清代很少有人住，便用来跑马射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东马道街、西马道街，与临近的锦江流向大致平行，全长超过1公里，最窄处却只有两三米。

今日走马街街景

有清一代，除了军务，政务同样有赖马匹，其在地名中留下的痕迹，就是今天的走马街。袁庭栋《成都街巷志》介绍，清代走马街东边有总督衙门，西边有提督学院衙门，北边有按察使衙门，走马街就位于三大衙门之间。大小官员与递送公文者要骑马，这里每日来往的马匹之多可想而知，成为一大街景，所以被称作走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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