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惊蛰无声》海报
《惊蛰无声》：当代国安题材的差异化突围与“人的逻辑”症候
聂小涵
2026年春节档，科技与类型的深度融合，成为年度档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转向。在《飞驰人生3》《熊出没·年年有熊》等成熟IP占据市场基本盘，《星河入梦》《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以虚拟景观与奇幻叙事争夺受众的多元格局中，张艺谋执导的谍战片《惊蛰无声》凭借“当代国安”这一稀缺题材实现差异化突围。影片将前沿科技与谍战类型进行结构性绑定——这种绑定的核心，在于它成功将抽象的“国家力量”转译为一套可感知的视觉语法与叙事动力。然而，在这套看似成熟的“主流价值+类型叙事”模式背后，影片恰恰暴露了一个值得深究的症候：当技术理性和系统叙事成为绝对主角时，个体的“非理性”与“复杂性”是否必然舍弃？
选题层面，影片精准锁定“国家安全”这一宏大命题，并将其嵌入谍战类型固有的高悬念、强情节框架，为市场落地与价值传播筑牢了根基。作为近年来国产电影中鲜有的直面当代国安领域的创作，《惊蛰无声》以数据窃密、战机材料泄露为切入点，把抽象的国家安全议题转化为可感知、有悬念的“内部排查、境外博弈”。影片的主要情节取材于国家安全部破获的一些真实案件，而那个基于外卖订单拼凑军工人员轨迹的设计，虽源自真实犯罪手法，却制造出一种“日常即战场”的惊悚感：原来隐蔽战线并不遥远，最日常的烟火气，也可能成为最危险的突破口。这种转化之所以有效，在于它真正尊重了类型片的“游戏规则”：观众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解谜、追凶、反转的过程中，体察到国家安全与个体命运的深层勾连。当宏大命题不再以教化姿态出现，而是内化为情节动力与人物抉择，主流价值的传播也就有了最自然的通道。
艺术表达上，导演以无人机视点为核心视觉符号，完成了国家力量从抽象概念到视觉修辞的创造性转译与美学建构。影片中大量俯瞰、追踪、全域覆盖的无人机镜头，构建起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这既是技术奇观的展示，也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的空间性隐喻。而大特写与无人机广角形成强烈反差的两极化镜头，在丰富影像层次的同时，也在感知层面与紧张情节构成内在共振。
电影《惊蛰无声》剧照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开场的那场追踪戏：导演并未将科技手段处理为单向度的“上帝视角”，而是呈现了一场硬核技术层面的双向对抗——我方调用监控设备捕捉实时动态，无人机在监控盲区精准补位，再通过镜像推演与AI算法为追踪人员规划最优路径；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则针锋相对，信号干扰、狙击埋伏同步展开。这一攻一守之间，还原了隐蔽战线的真实质感：所谓“料敌于无形、化险于未萌”，从不是技术碾压的降维打击，而是智与智的角力、技与技的博弈。这种“技术即战场”的叙事设定，让国家力量的在场，既跳出了单向展示的窠臼，更多了几分步步惊心的悬疑张力。
从高空态势感知到多节点精准布控，科技赋能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可看、可感、可信的视听语言完成一种“系统性掌控感”的银幕建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转译并未陷入技术奇观的自恋：无人机镜头既是凝视的工具，也常处于被干扰、被欺骗的处境之中。当银幕上的画面开始闪烁、失焦，观众便清晰意识到：国家力量并非铁板一块的铜墙铁壁，而是由无数节点组成的动态平衡。这种辩证的呈现，让科技赋能的国安斗争更具真实感。
叙事节奏上，影片开场通过一个抓捕行动的“卷入性事件”，主要人物干净利落地入场，迅速被“卷入”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情境之中，显现出创作者极强的叙事自信与节奏把控能力，既不拖泥带水，又张弛有度。紧张刺激的暗巷抓捕、近身博弈等动作场面，有效满足了谍战片的娱乐需求与类型期待；而对国安干警群像的细腻刻画——从易烊千玺饰演的年轻干警的锐气与坚守，到宋佳饰演的队长的沉稳与担当——则让“无名英雄”的家国情怀扎根于人物行动与情感逻辑之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影片没有将人物简化为“系统里的螺丝钉”，而是在“系统之力”的缝隙中，刻意保留了那些属于个人的迟疑、疲惫与决断。他们也是父母、子女、伴侣，却在国家利益面前选择“无名无我”，正是这些“人”的痕迹，让国家力量的“在场”拥有了温度，也让一部谍战类型片跳出了单纯的智力博弈，具备了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
电影《惊蛰无声》剧照
然而，影片对“系统之力”的迷恋，恰恰暴露出其在“人的逻辑”上的顾此失彼。在人物塑造与人物关系的处理层面，影片的矛盾性尤为突出。尤其对朱一龙、雷佳音所饰演的两名“内部涉案者”，创作基本停留在功能性角色设定，缺乏对其行为动机的深层挖掘。朱一龙饰演的黄凯因何“失足”——影片将其归因于由丈夫长期加班所导致的夫妻间的情感幽怨，以及由此引发的婚姻不忠。这种刻意制造人物矛盾的戏剧性处理，在行为动机的解释层面终究潦草，弱化了人物堕落的复杂语境，也难以引发观众认同。而易烊千玺饰演的副队长严迪，虽被赋予冷峻重情的特质，却因人物前史的“缺席”而始终流于表象，难以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内心欲望与精神世界扁平，导致关键转折的戏剧说服力不足。叙事细节上亦存在程式化疏漏，如联络工具的获取方式高度单一，反复依赖“垃圾箱取手机”的固定桥段，在逻辑严谨性与叙事新意上留下可商榷之处，也成为观众与评论界集中诟病的缺憾。
这一短板暴露了当下“新主流”大片的一个普遍症候：当技术理性和系统叙事成为绝对主角时，个体的“非理性”与“复杂性”往往被舍弃。技术可以升级，题材可以拓展，但对“人”的内在褶皱的勘探，依然是类型片能否从“好看”走向“耐看”的关键。
《惊蛰无声》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档期创作，更标志着新主流谍战片完成了从“历史谍战”向“当代国安”的转型。它不再依赖年代传奇与敌我对峙的叙事，而是以科技视觉、系统治理、无名英雄三条线索，将“国家力量”从符号化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弥散在空间、技术与日常行动中的结构性在场。这种创作路径，既回应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播需求，还为中国电影工业美学提供了高技术、高概念、高情感的融合样本。如果说《风声》等作品完成了谍战片在历史语境中的“人性拷问”，那么《惊蛰无声》则试图在当代语境中建立“系统与人的对话”——尽管这场对话尚不平衡，但它至少迈出了扎实而可贵的第一步。
电影《惊蛰无声》剧照
可以说，《惊蛰无声》的意义不止于一部成功的春节档谍战片。它用成熟的市场实践证明：一旦找到恰当的美学载体与叙事入口，国家力量、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完全可以同频共振。影片以“守护团圆”的深刻内核重构了春节档的情感逻辑：国安干警作为“行走在阴影中的守岁人”，牺牲团圆时刻追踪间谍，恰恰是当代“年兽驱除者”的象征，也让观众在阖家欢乐的春节，读懂了“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国安干警的负重前行。当一部电影既能让观众在影院里感受到紧张与震撼，又能在走出影院后对国家安全、时代责任产生真切思考，它便已经完成了商业与艺术、市场与价值的双重使命。而这，正是“新主流”在技术时代抵达观众内心最有效的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教研室
审核丨丁薇
编辑丨胡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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