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江城（媒体人）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张彦君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反向过年”的话题也热了起来。所谓“反向过年”，即父母到子女所在城市团聚过年。
据中国之声报道，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前往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多条“反向过年”航线火热，机票预订量倍增。飞往北京的旅客中，60岁及以上旅客比2025年春节假期同期增加1.6倍。
与此同时，据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发布的数据，预计春运期间进出京客流总量将达到1.1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从“返乡过年”到“反向过年”，不只是一种出发方向的调转，也反映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成为子女的落脚地，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定义“团圆”。
从根本上来说，“反向过年”照见了一个“流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有大量年轻人来到城市，源自高考升学和经济发展赋予的机会；而父母可以自如地反向出行，更来自密布的交通网络。
“反向过年”正是这种条件下的自然生长，人们有了更大空间的活动自由，也有了轻松团聚的现实可能。
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也在某种意义上被“再造”了。亲情的维系，开始更多依附于生活而非地理坐标，伴随着家庭以小单元为单位展开，过年的意义也从“回到某个地方”转向了“和哪些人在一起”。
年味儿不再完全寄托于老屋、祖宅和固定仪式，而是在新的生活场景中被重新生成：一顿家常饭、一次城市里的团聚出行，都会成为新的年俗。这是在流动社会中为传统注入新的形态与生命力，让“团圆”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长、延续。
我们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许也会有所转变。过去人们的脑海里很容易有一个“二元结构”——“故乡”和“远方”。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安顿，父母来陪自己过年，故乡的“含义”也变了。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正如唐诗所写，多少人举目四望，才发现原来所谓“客居多年”的城市，真的变成了故乡；而父母的到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情感与归宿的确认。
这对于容易被视为“冷清”“缺年味儿”的大城市来说，或许也是个提醒：随着“反向过年”的频繁，自己也需要完成角色转变——从单纯承载人口与产业的“机会之城”，逐渐转向能够容纳家庭生活与情感关系的“生活之城”。
比如，今年春节，北京就在全城推出了“庙会灯会过大年”“京彩演艺过大年”等7个主题系列活动，累计数量达到5000余项。这表明，与传统的“故乡”相比，像北京等大城市同样能营造年味儿、安放亲情。
而这，显然是城市作为生活共同体的一面，也让“反向过年”不只是家庭层面的选择，更逐渐成为城市与居民之间的一种双向奔赴。而从更长远层面看，不只是春节，城市也需要在日常层面接住这种变化。
像完善适配老年人需求的出行设施，加快推动异地医保报销，逐步扩大非户籍老人在文化场馆、社区养老设施等方面的可及性，都是城市从“热闹过年”走向“安心生活”的应有之义。
毕竟，大城市未来不再只是事业的容器，而是成为承载全部家庭成员、所有情感的“家”。
总之，“反向过年”是一种正在成形的社会信号，当团圆不再固守某一条返乡路径，公共服务、城市治理与文化供给，也需要逐渐调整，去适配这种趋势。
这也让年味儿不只存在于传统家乡，而能够在城市生活中被真实感知，让身在异乡的人同样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完成团圆与节庆的双重安放。
值班编辑 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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