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志顺
责任编辑 | 肖莎
视觉编辑 | 王硕
近日，一则
“责令退回多领养老金的公告”
引发热议。
据报道，1月23日，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发布公告称，经核查发现赵某芳等1014人存在死亡后继续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这些被公告的人员中，有的多领金额高达5974.47元，有的则仅多领了一个月的待遇，金额低至65元。面对无法送达告知书或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社保中心不得不依法启动公告送达程序，要求相关人员限期退回多领待遇。（1月24日《新京报》）
亡者“领薪”现象，初看似乎是部分家属法律意识淡薄或心存侥幸的结果。尤其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下，异地养老、异地病逝日益普遍，家属可能因不了解政策、不熟悉流程或单纯认为“多领一点也无妨”，未能及时办理参保人死亡后的停保手续，导致养老金持续发放。这种个体层面的行为失范，固然是问题产生的直接诱因。然而，若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冒领的家属，不仅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也回避了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困境。
事实上，亡者“领薪”的尴尬，远非简单的道德或法律问题，它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几重梗阻。
信息共享的“肠梗阻”是首要症结。理想状态下，死亡信息应在公安、民政、卫健、社保系统间共享，自动触发待遇停发。但现实是，部分部门间“数据烟囱”林立，户籍注销、死亡证明、殡葬记录等信息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和接口标准。农村殡葬信息登记滞后、跨省流动人口数据追踪困难，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更新的“时间差”。相比之下，银行风控系统能通过异常交易识别风险，税务部门可利用大数据精准追查偷漏税，而社保系统却因信息孤岛陷入被动，凸显了跨部门数据整合能力的不足。
监管机制的“空转”是第二重困境。退休人员生存认证本应是防范冒领的第一道防线，但在基层执行中，这一机制在有的地方却因人力紧张、核查流于形式或管理疏忽而形同虚设，问题往往依赖专项审计或举报才得以暴露，这暴露出主动监督、常态化监管的缺失。技术工具虽已具备，但部门间责任衔接不畅，导致监管链条松动，“空转”现象频发。这种“事后发现、被动追讨”的循环，不仅消耗行政资源，更削弱了制度的威慑力。
制度执行的“低效”是第三重挑战。相关规定要求家属在规定时限内申报死亡，这一设计本意是保障养老基金安全，但执行环节却易陷入“程序空转”。而且无论死者家属多领的养老金金额大小，均需经历公告送达、法院强制执行等复杂程序，导致追缴成本畸高。例如，追讨一笔65元的多领待遇，所耗费的行政与司法资源可能远超款项本身，造成“成本倒挂”。
亡者“领薪”的尴尬，本质是传统治理模式与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冲突。因此，要破解这一顽疾，需从“堵漏洞”转向“建机制”，进行系统性革新。
其一，打通数据共享“最后一公里”。推动公安、民政、卫健、社保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自动化的死亡信息实时共享机制，统一数据接口和交换标准，确保养老金发放系统能第一时间自动触发停付。通过技术赋能，变“人找信息”为“信息找人”，实现养老金发放与停付的智能联动。
其二，优化监管机制，实现动态精准防控。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养老金发放进行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变“人工抽查”为“智能防控”。压实基层经办机构责任，确保生存认证等制度落到实处，同时建立清晰的跨部门监管责任链条。对非恶意、金额小且积极配合退还的，简化退还流程；对恶意冒领、数额较大且拒不退还的，依法严肃追究。
其三，完善制度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简化针对小额非恶意多领情形的追缴程序，降低行政成本和当事人合规负担。加强社保政策宣传，特别是农村和老年群体的普及，消除政策认知盲区。优化异地办理流程，提供清晰指引，从源头减少因“不知情”导致的非故意行为。
哈尔滨的这份追缴公告，不应只是一个事件的终点，更应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契机。唯有以坚定的决心打破数据孤岛，以创新的手段赋能监管效能，以更富弹性和温度的智慧优化制度流程，才能织就更密更牢的社保基金安全网，让类似的尴尬不再重演，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与“保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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