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经济认知变化与政策调整

马雪

美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认知，是伴随着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从最初的傲慢忽视逐渐转向警惕再到如今进行部分借鉴的动态过程。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独特活力与韧性，不断冲击着美国的传统认知框架。

美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认知转变，有客观理性的一面，更有警惕担忧的另一面。后者，仍是美国对华认知的主流，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系统性遏压政策。

由贬低到矛盾

美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认知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期是忽视和贬低中国经济体制。

在中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之前，美国主流舆论和政策圈始终戴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滤镜看待中国经济体制。他们习惯性地用“西式市场化”的标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这种体制违背市场原则，不具备可持续竞争力。

特朗普首度入主白宫以前，美国对华贸易论调是反复指责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强制技术转移等“非市场化手段”抢占竞争优势。这一阶段，美国的多数观点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简单归因于劳动力成本低和政策保护，对其背后的制度性能力视而不见。这些观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通过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配套体系，以及在高铁、新能源等领域通过国家战略引导与企业创新突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随后是正视、承认并警惕中国经济体制的韧性。

随着华为在5G领域实现全球领先、比亚迪等新能源车企跻身世界前列，以及中国在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多重冲击下展现出强劲经济韧性，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经济体制。这一阶段，其认知转向正视与警惕，并开始承认中国经济体制在赋能企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美国学者沃尔夫认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实现了“国家战略定方向、市场机制激活力”的有机结合。中国通过五年规划、产业政策等明确高铁、芯片、绿色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目标，同时充分保留民营经济的灵活性与创造力，形成了“国有主导、民企活跃”的混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规避了美式资本主义“逐利至上”导致的公共领域投资不足，又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弊端，让企业既能依托国家资源突破技术壁垒，又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效率。

美国看到，中国通过政策支持、引导研发投入等方式，推动企业布局“高投入、长周期”的战略创新领域，助力企业快速突破技术瓶颈，这在美式市场化模式下是难以实现的——在金融资本主义驱动下，美国资本过度追求短期利润，不愿涉足回报周期过长的领域。

美国发现，中国具备强大的资源调控与供应链稳定能力。面对贸易摩擦，中国加速推进芯片等关键产业的国产替代，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种韧性是制度的必然结果。美国原本预期关税压力会迫使中国妥协，没想到反而倒逼中国产业链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化。

当前美国则既担心“威胁”又部分借鉴中国的政策。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认知出现了更进一步的转变。一方面，仍将中国体制视为对美国产业优势的战略性威胁，不断强化对华遏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借鉴中国做法，提出自己的国家引导产业发展、国家资本投入战略，间接承认了中国体制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有效性。如今，美国正逐渐学习中国的国家扶持战略产业模式。例如，美国国防部向本土唯一的稀土公司提供1.5亿美元低息贷款，联邦政府直接入股英特尔等。美国媒体称，这种直接的政府资本介入，是从之前的否定中国产业政策转向主动模仿。

系统性打压

针对中国经济体制展现出来的独特活力与韧性，美国构建了一套覆盖贸易、科技、资本、供应链及盟友的系统性打压体系。

贸易领域，美国构筑起关税壁垒并进行“脱钩”施压。

特朗普第一任期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关税战策略，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使平均税率从2.7%飙升至15.4%，覆盖范围既包括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产品。特朗普第二任期扩大了关税覆盖范围、提升了税率，意图通过抬高出口成本全方位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压缩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

美国的目的是在全球贸易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将中国隔离出市场。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控制更广大的市场。

科技领域，美国持续强化封锁，试图从技术、人才、投资、标准四个维度切断中国企业的创新路径。

技术出口管制方面，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大幅扩大“实体清单”，将487家中国科技企业纳入其中，并强迫荷兰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等盟友企业同步实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构建技术围堵联盟。人才流动与科技合作方面，美国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美国收紧STEM领域的签证审查，部分美国高校和科研基金会也暂停了与中国的合作项目。投资方面，大幅扩大审查范围——中国资本只要投资美国的人工智能、量子、合成生物等产业，就必须接受严格审查，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核心技术。尤其是，美国大力争夺技术标准的主导权，主导成立“民主科技联盟”，在6G通信、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强推西方标准，试图架空国际电信联盟等现有国际体系。

融资领域，美国试图通过金融限制切断中国企业的资金链。

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中概股受到限制，直接缩小了中国企业的境外融资窗口。美国还专门立法禁止美企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量子等产业，同时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使美资大规模撤出。

从盟友协同来看，美国试图构建围堵网络放大打压效果。

关键资源控制方面，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及非洲部分国家建立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采购联盟，试图降低对中国稀土加工产业的依赖。美国还加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的技术同盟合作，不断施压盟友同步实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形成技术封锁统一战线。

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战略重点围绕“再平衡”和“构建联盟优势”展开：一方面，优先考虑所谓“互惠和公平”，谋求系统性减少关键领域对华依赖；另一方面，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协作，共同应对所谓“不公平经济行为”，并防止盟友经济倒向战略对手。

美国的政策走势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着眼于一场长期的战略竞争。未来，美国的遏制政策将更加系统、渐进式深化，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为更严密的遏制体系。

第一，科技竞争领域，美国可能会一边强化封锁一边加码创新主导。

技术标准与出口管制方面，美国将进一步联合盟友在6G、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制定、使用美国标准，从源头排挤中国企业参与；扩大“实体清单”范围，将更多中国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纳入其中，收紧对半导体材料、精密仪器等上游环节的出口限制，可能推动盟友出台统一的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构建更严密的全球技术封锁网络。

同时，美国将更加注重本土创新能力的建设，谋求竞争主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建议，加大对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的行政资源与财政资金投入，设立国家AI研发基金，推动AI技术与国防、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确保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

第二，产业政策上，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借鉴中国模式强化国家干预。

一方面，效仿中国制定国家产业安全战略，明确半导体、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的发展目标与时间表。另一方面，扩大国家资本对战略产业的支持范围。如摆脱关键矿产等战略资源短缺的困境；通过“国有持股”的方式拯救濒临困境的战略企业；通过研发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多元化手段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

第三，供应链方面，美国可能会聚焦关键领域重构并实施“精准去中国化”。

考虑到“脱钩”会给自身造成巨大冲击，美国将重点聚焦半导体、稀土、医疗物资等核心领域，通过国内生产和盟友提供备份的方式重构供应链。比如，在半导体领域，推动设计、制造环节分散至美国、日本、荷兰；在稀土领域，重点扶持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稀土加工产能。

在供应链管控方面，美国将进一步加强进口商品的原产地审查，尤其是在高科技产品、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打击通过第三方国家规避出口管制的行为；推动盟友建立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实现供应链信息共享，共同应对所谓的“供应链威胁”；通过立法强制企业披露供应链信息，对过度依赖中国的企业施加政治与经济压力。

第四，金融和资本领域，美国可能会强化精准制裁与美元“武器化”的力度。

制裁范围方面，美国可能会将SDN清单扩展至中国科技企业的上下游企业，不仅限制美资与这些企业合作，还将制裁“与清单企业有交易的第三国企业”，以构建覆盖全球的制裁网络，切断中国企业的国际融资与贸易渠道。

资本市场“脱钩”方面，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收紧中概股监管，提高中企在美上市门槛，甚至可能推动更多中企从美退市；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资本层面遏制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

针对中外贸易本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将采取遏制措施。美国可能会通过施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威胁对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限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等方式，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第五，贸易领域，美国可能会强化规则围堵与单边制裁。

贸易领域的打压将呈现关税常态化和多边规则围堵的双重趋势。关税方面，美国将继续扩大单边贸易制裁的范围，并重点针对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5G设备等领域加征关税，同时进一步滥用301调查、232调查等贸易工具，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打压措施。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