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邓苗苗
繁冗文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盛行，两晋时期，甚至有“博士买驴，书纸三卷，不见驴字”的情况，匪夷所思。“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气连带着影响公文，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重形式、轻主旨，好用典故、多用考据，遣词造句晦涩艰深等特点。
每个时代都有有识之士呼唤文风改变，也有人推崇两汉时期的公文典范，称“两汉诏令，辞气蔼然，深厚尔雅”。这一评价道出了理想公文应有的面貌：语气温和亲切，内容充实深刻，形式典雅庄重。这种文风既保持了官方文书的庄重性，又确保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
“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公文文风的改革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改革。隋代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首篇将文风与政风联系起来，并明确提出对文风进行改革的文书。李谔认为，“文笔日繁，其政日乱”，公文文风会深刻地影响到政风。隋文帝杨坚深以为然，发布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动用司法手段保障实施，一时之间“宪台执法，屡飞霜简”。
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成为这次改文风的反面教材，开皇四年（584年）九月，他因“文表华艳”被治罪。这一强硬举措产生了震慑效果，“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索，弃绝华艳”，隋朝公文一度回归务实之风。然而，隋朝国祚太短，这次改文风并不彻底，这一时期的公文，仍以骈体文风为主。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至敬无文，至诚不饰”，他主张文章写作须有益政教，尤其强调上书论事要“词理切直”。魏征也批评南朝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在这样的文风导向下，《资治通鉴》记载，文辞浮艳的张昌龄在贞观二十年（646年）的进士选拔中，被考功员外郎王师旦力排众议，列为下等。王师旦对唐太宗解释道：“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对于王师旦的评价，唐太宗“深然之”。
但客观来说，骈文依然是唐代公文的主流。比如唐代科举中的判文要求统一使用骈体，这使得骈体公文的优势无法撼动。而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虽然强调文以载道，但就拿韩愈本人来说，他自己的公文就偏爱用一些奇险诡怪之词，整体文章佶屈聱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有学者指出，“随其官职的越做越大，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文风之弊，累及政风，最终侵蚀的是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根基。北宋末年，面对金兵压境的危局，大臣邓肃的奏议显得尤为痛切。他将宋金两国的行政效率进行对比，指出：“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在邓肃看来，文书工作的繁复迟滞，已非单纯的文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竞争与存亡的政治弱点。他观察到朝廷决策往往搁浅于文牍主义，“群臣无可议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烦冗琐碎，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益烦，而正事所以益缓也”。人人似乎都在积极建言，奏章如雪片般飞向中枢，然而内容多是套话空话，难以在如山似海的文字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邓肃怀念北宋初年的文风，因为宋初文人看到了唐人改文风的不彻底，主张进行革新，强化公文议论时政得失的意识，增强公文的功利性，遏制浮靡文风。其中，欧阳修就极力倡导变骈为散，力去浮艳文风，同时又要“捡骈文之金”，“简而有法”。只是，在提倡散体公文创作的过程中，北宋公文又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说理，强化议论，“言愈长，争愈甚”，官员们过多地引经据典，“每论一事，动辄数万言”，出现了邓肃批判的现象。由此，邓肃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简化文书。
因没有遵照抬头制度将“婉贵太妃”抬写两格，工部司员自请罚俸。（图片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文风矫枉之难
后人将北宋末年的公文称为“颠坠之运”，明朝杨慎评价道：“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机，岂能阅之终乎？”
实际上，明朝初年也发生过一件万言奏疏惹恼皇帝的事。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事必躬亲的创业之主，对低效冗长的公文有着切肤之痛。罢丞相、揽大权后，他每日需处理海量奏章，而某些官员“不讲章法，拖沓冗长”的文风，无异于对其宝贵时间的掠夺。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令，要求文书“务从简古”，“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但这样的政令，并没有管住某些大臣爱卖弄文采的手。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陈时务书，朱元璋看得头大，让中书郎王敏来读给他听。谁知听到三分之一了，朱元璋还是没听到正题，不由大发脾气，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板子。第二天晚上，朱元璋气消了，想知道茹太素究竟提了什么建议，又叫人接着读。直到听到最后五百字，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事可行，朱元璋即刻命令相关部门实施。
《明史》给茹太素的评价其实不低，“以平允称，抗直不屈”说明这个人是个正直公平的官员，不过他的文风实在令朱元璋难以接受。这场奏疏风波后，朱元璋亲自把事情经过写成文章公告天下，从此规定了建言格式，要求“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再一次下令：“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者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雷霆手段下，官员们再上奏章就简略多了，大都只写实事，朱元璋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七年九月间，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共处理内外诸司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
朱元璋改革文风的成效还算明显，到了永乐年间，杨士奇等人写《敕边将》，明成祖朱棣还叮嘱说：“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语，使之通晓，庶不误事。”可惜，后来繁文之弊再次死灰复燃，孙承泽在《章奏日繁疏》中提到，“近日奏章，较崇祯初年增十之五，较万历中年增十之七”，“密奏日多，则边防愈坏；筹计日多，则财用日亏；启事日多，则人才日锢。此其病在议论多，虚饰亦多矣”。
及至清代，公文形式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字忌讳更甚，公文规范尤繁，光是“抬头”抬几格都有严格规定。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宁夏将军傅良因在奏折中将“谨”字抬写，被斥为“全然可笑”，受到严厉申饬；嘉庆六年（1801年），又有工部官员因在公文中未将“婉贵太妃”抬写两格，上至工部尚书琳宁、彭元瑞，左侍郎英和、蒋曰纶，下至郎中永祚、额外主事李培元均被罚俸。此类现象表明，此时文牍系统已严重脱离实际，公文并非服务于政务，而成为强化等级秩序与绝对权威的政治工具。
文书积弊带来的后果很快显现，清道光年间，“案牍积压者，至数百千起之多”。身处其中的官员自然能看到案牍崩溃之势，提出了改文风的想法。曾国藩就认为，公文内容必须务实，语言要晓畅、简明，“奏议以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他还以白居易诗风为例，“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于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强调深入浅出对于公文传播和行政效率提高大有裨益。
清人许同莘同样推崇白居易的文风，并在《公牍学史》中总结了他的治牍之道。他认为，公文至关重要，“执笔者一字之轻重，民之利害随之，造福在此，造孽亦在此”，因此，“一字不可不慎”，“一事而寥寥数语可以了之者，无所谓篇章段落也”。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公文文风的每一次变化，都烙上了时代的政治印记。纵观历代文风改革，尤其明朝由严治到复弊的历程，可见人们其实对好文风有着清晰的判断标准，可在实际操作中，文风之变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因为形式主义有着顽强的惯性，稍有放松便会悄然回潮。因此，改文风不能仅是疾风暴雨式的整顿，更需融入日常治理，成为一项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韧性工程。改文风从来不是老生常谈，唯有将务实、明晰、高效的价值深植于文书行政的肌体之中，方能抵御浮华虚饰的千年积习，使公文真正成为沟通上下、推动政事的清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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