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买车就领证！男子转款15万后女方反悔，法院：这是彩礼，得退！| 法治会客厅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周靖

恋爱期间消费、婚前买房买车，是否属于彩礼？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判决不仅厘清了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更深层次地，为日益复杂的婚恋财产往来划出了清晰的法律标线，在尊重习俗与保障权益之间，寻求精妙的平衡。

当一桩婚约破裂，一笔名为“购车款”的15万元转账，能否被追回？本期法治会客厅，聚焦具有代表性的赵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邀请专家、律师深入解读。

案件回溯：

一场关于“承诺”与“金钱”的破碎婚约

2020年10月，赵某与李某相识恋爱。按家乡习俗，赵某“上门提亲”，送上6.6万元礼金。2021年2月，两人举办婚礼并开始共同生活。李某承诺“买车后就办理结婚登记”，赵某于是向李某转账15万元购车款。

然而共同生活不足一月，双方因故发生争吵，李某独自返回娘家生活，此后双方未能就结婚登记达成一致，婚约实质解除。恋爱期间，李某曾怀孕但人工流产。赵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全部彩礼6.6万元及购车款15万元。

法院的判决，既未完全支持赵某，也未采纳李某关于“购车款系赠与”的主张。审理法院认为，6.6万元礼金属传统彩礼；而15万元购车款，结合聊天记录等证据，其给付同样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性质上仍属彩礼。鉴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判决支持返还。同时，考虑到彩礼实际消耗以及李某曾有中止妊娠等具体情况，在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

这笔“购车款”的定性及彩礼“打折”返还的结局，犹如一个法治切片，折射出当代婚恋关系中情感、习俗、财产与法律交织的复杂图景。

焦点透视：

为何“购车款”被认定为“彩礼”？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名目为“购车款”的15万元，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彩礼”？

传统上，彩礼常体现为礼金、首饰、家电等实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彩礼形态日益多样化，购房款、购车款乃至股权等大额财产性权利，逐渐成为婚嫁过程中的新标的。本案判决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司法认定不再局限于形式，而是深入审视给付行为的“核心目的”。

梁继红指出，法院将购车款纳入彩礼范畴，关键在于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一是婚约关联性，给付发生在举办婚礼后、谈婚论嫁的关键阶段，背景特殊；二是目的明确性，聊天记录等证据显示，李某作出了“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的承诺，直接将购车款与完成法律婚姻绑定；三是金额对价性，15万元远超恋爱日常消费或情感赠与的一般范畴，符合彩礼“大额财物”特征。

王芬进一步强调，上述客观证据将赵某主观上的“结婚目的”予以外在固定，使该笔款项脱离“无条件赠与”或“共同消费”的模糊地带，构成“附条件的赠与”，即以办理结婚登记为条件。

本案判决标志着司法实践对彩礼认定标准的重要演进。以往，认定可能更侧重于是否“符合当地习俗”。而本案判决则昭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已成为更核心、更本质的评判标准。这既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习俗动态演变的尊重，也彰显了坚定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立场。无论彩礼形式如何变化——现金、车辆或房产——只要其核心承载着对婚姻的郑重期待，法律的目光就会将其锁定，并与那些日常的情感消费清晰区隔。

责任衡平：

法律原则与个案人情间的精细裁量

判决支持返还，是对“给付目的落空应予以救济”这一法律原则的恪守；但判决并未全额返还，则展现了司法在复杂现实中的精细裁量与衡平智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原则上支持返还彩礼。本案中，双方仅举办婚礼而未登记，法律上仅为同居关系，这为赵某的返还请求提供了法理依据。梁继红借此提醒公众：“婚礼≠法律婚姻”，结婚登记才是确立夫妻权利义务、获得法律全面保障的基础。

为何判决返还17万余元而非21.6万元？梁继红与王芬均指出，这不是简单的“打折”，而是对多项事实进行司法衡量的结果。

承认共同生活事实：双方已举办婚礼并短期共同生活，期间必要、合理开销视为彩礼的正当消耗，应予扣除。

关照人身权益：李某曾怀孕并流产，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在返还数额中酌情考量，体现了对女性特定生理付出与健康损害的尊重与补偿。

追求实质公平：完全忽视共同生活事实及女方付出，判决全额返还，可能导致结果显失公平。王芬表示，这种裁量避免了“一刀切”，努力在个案中实现“情理法”的融合。

风险指南：

婚恋大额往来中的“避坑”与“维权”

本案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婚恋大额经济往来中双方均需面对的风险丛林。王芬对此作出以下分析。

给付方面临“性质模糊”与“证据缺失”的双重风险：现金给付、无备注转账、无书面约定，可能导致大额支出在分手时被主张为“一般赠与”；情感因素下的“自愿”给付，仍可能被认定为彩礼，但若举证不足，则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接受方面临“被诉返还”与“财产贬值”的危机：即便款项已转化为车辆、房产并登记在己方名下，若被认定为彩礼且婚约未成，仍可能面临返还原物或折价补偿的判决；若财物贬值，还可能承担差价损失。

纠纷发生后，可通过“协商—调解—诉讼”递进解决。证据是关键，区分款项性质是核心。对此，王芬作出以下建议。

在事前预防方面：大额转账“必备注”，通过银行或支付平台转账，备注“彩礼”“结婚购房款”等用途；现金交付“立字据”，如给付现金，尽量让对方出具收条，写明事由、金额，并可邀请无利害关系人见证；重要承诺“留痕迹”，涉及婚约条件的微信聊天、短信、邮件等务必保存完好；复杂安排“签协议”，对于房产、车辆等重大资产的混合出资或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情况，可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财产性质、份额及婚约不成时的处理方式。

在事后应对方面：纠纷苗头早固证，关系出现裂痕时，及时梳理保存所有经济往来记录，对缺失的关键证据进行策略性补强；专业咨询不可少，尽早咨询律师，客观评估法律风险，构建证据体系，设定合理诉求，善用保全防转移：如有迹象表明对方可能转移财产，可依法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确保后续判决顺利执行。

“本案的标杆意义远超个案纠纷，对社会观念具有重塑作用。”两位嘉宾表示。

其一，遏制变相索取，为“天价彩礼”降温。判决明确，无论彩礼形式如何变化，其“以结婚为目的”的本质不变，法律不保护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这为治理“天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支撑。

其二，倡导理性文明，为婚恋关系“立规”。判决并非制造不信任，而是通过厘清规则，引导公众建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财产观。真挚情感与清晰的权利义务边界并不矛盾，建立在诚信与规则之上的关系更为稳定。

其三，强化登记意识，为家庭权益“上锁”。本案再次以现实代价表明，法律的全方位保护仅覆盖合法登记的婚姻。摒弃“仪式大于登记”的观念，主动完成结婚登记，是对彼此权益最基本、最坚实的保障。

从厚重的现金到轻巧的转账数字，从可见的器物到无形的财产权利，彩礼的形态在时代洪流中不断变迁。赵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的深远价值在于，司法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精巧的平衡术，为纷繁复杂的婚恋财产实践锚定了裁判的罗盘。它守护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财产，更是附着于其上的诚信价值与公平期待。

当法律始终以“穿透表象、直视本质”的慧眼审视不断“变装”的彩礼，其终极愿景，乃是让婚姻真正始于两情相悦，固于相互尊重，让每一份以爱为名的经济托付，都能行驶在阳光与规则共同铺就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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