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2026年1月5日《精神文明报》3版

编者按>>>>

近日，《辽宁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设置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四个级别，引发热议。有人认为此举有利于打破刻板印象，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人士转型；也有人认为，给农民评职称，本质上是把适用于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模式照搬套用于农民群体，必要性存疑。

给农民评职称，不是新鲜事，河南、山东等省份此前也曾发布过有关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文件。给农民评职称，到底该不该评？又该怎么评？《文明棱镜》对此予以探讨。

甲方

评职称可让更多“新农人”脱颖而出

◎ 汪昌莲

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为新型职业农民评定职称，让“新农人”“土专家”“田秀才”获得官方认证，这不仅是对农民职业身份的尊重与肯定，更是一场深层次的人才制度创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给“新农人”评职称，评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对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坚定选择，是对“谁来兴村”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

长期以来，农民被视为一种身份，而非职业。在传统观念中，“跳出农门”是无数农村家庭的期盼，农村人才“走出去”易、“引回来”难。而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推行，正在打破这一认知壁垒。个别省份早已开展试点，将职称评审现场搬到田间地头、果蔬大棚，以实践能力、产业规模、带动效益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真正实现职称评定不唯学历、不唯论文、不唯身份。这种评价体系的革新，让种地成为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极大提升了农民群体的职业尊严与社会认同感，激发出职业自豪感与发展内生动力。

获得职称的“新农人”，往往具备技术专长和产业基础，他们懂农业、善经营，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雁”。一些地方还配套推出政策倾斜，或给予现金奖励，或在项目申报、贷款申请等方面优先支持。这些激励机制，让职称不只是一纸证书，而是创业兴业的“通行证”和“助推器”，有效激发了人才扎根乡村、服务“三农”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评定职称为乡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开辟了新路径。当前，人才短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突出瓶颈。通过职称评定，政府释放出“农村需要人才、农村成就人才”的强烈信号，它能吸引更多懂技术、有情怀的农民返乡创业，让走出去的大学生看到回农村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也会吸引外地高学历人才“下沉”农村，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由此来说，获得职称的“新农人”相当于吸引人才的“种子”，有助于农村形成“以才引才、以才育才”的良性循环。

给“新农人”评职称，评出的是希望，激发的是活力，发展的是乡村。当越来越多“懂技术、会经营、爱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在田野上崭露头角，乡村全面振兴的画卷必将更加壮阔。这不仅是人才评价的革新，更是新时代“重农强农”的生动实践。这一制度应在广袤田野上持续“开花结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乙方

别让职称评定成为农民的“无形枷锁”

◎ 刘剑飞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职称评定是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事情，面向的是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群体，将这种评定模式照搬套用于农民群体，并没有多大的必要性。

从职称本身来说，职称针对的是新型职业农民，也就是在农业农村一线的现代农业农村从业者，他们具有一定种植、养殖、农村社会服务等农业技术技能，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能够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但是，我国早已建立了农业技术员、助理农艺师、农艺师、高级农艺师等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不必另起炉灶。更值得警惕的是，职称评定背后潜藏的行政干预，可能将原本自由灵活的农业生产经营引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职称评定往往伴随着材料申报、论文发表等形式化要求，这无异于给农民戴上无形的枷锁，加重农民的负担，很可能影响生产进度与生产效率。中老年农民文字表达能力十分有限，即使具有农业技术技能，也普遍面临着数字化鸿沟，难以应付复杂的职称评定事项。给农民评职称如果“重学历、拼论文、看材料”，可能将扎根田间、身怀绝技的“新农人”“土专家”“田秀才”拒之门外。

从公平正义角度说，评上职称的农民可以获得一些优待，比如基层服务组织在农村招聘相关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可享优先受聘；优先签订有偿技术承包、指导、培训和推广合同；优先享受新技术培训；优先承接新品种、新产品、新模式的试验示范等。一旦职称评定与资源分配等挂钩，可能催生新的不公。比如，一些人将职称评定视为获取项目补贴、土地倾斜或政策照顾的捷径，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在材料包装和关系运作上下功夫。一些掌握着资源分配话语权的基层干部，也可能借机谋取私利，使职称评定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将真正默默耕耘却不懂申报技巧的农民排除在外。

更何况，因为评价标准难以统一，农民评职称面临着可行性挑战。农业生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实践活动，其成效主要体现于农产品产量、质量以及市场效益等多个维度，而这些成效的取得，很容易受到气候、土壤、市场行情等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忽视这些因素，用一套固定的标准去评价农业生产实践，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农民作为传统职业群体，其职业尊严本不应由一纸职称来定义。农民的价值体现在对土地的坚守、对丰收的贡献中，真正的职业认同应来自社会尊重、公平回报，而非职称头衔。与其通过评职称给农民以激励，不如下大力气在惠农上下功夫。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健全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切实降低生产成本，帮助农民抵御市场波动的冲击，这才是务实之举。

丙方

评定标准要贴合实际需求

◎ 董宏达

给农民评职称，争议的核心并非“该不该评”，而是“该评什么”，后者才是本质问题。唯有明确评定的核心导向与具体维度，才能让这项制度真正贴合农民群体的实际需求，避免陷入形式化争议。

杜绝“论文崇拜”，回归农业生产本质。职称评定长期与论文、学历等指标绑定，这一适用于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评价逻辑，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核心属性相悖。农业生产的价值内核在于实践与实绩，农民的专业能力体现在对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把握、种植养殖技术的优化、产业运营能力的提升上，而非书面理论的堆砌。若将论文作为农民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尺，不仅会让多数深耕田间的实干农民被挡在门外，更会引导部分农民脱离生产实践去追逐虚无的职称指标，违背职称评定的初衷。因此，农民职称评定必须打破“论文至上”的惯性思维，将实干实绩作为核心标尺，让评定标准真正与农民的实践能力与生产贡献挂钩。

杜绝形式主义，保障获评职称的农民切实发挥作用。职称评定不是终点，而是激发农民积极性、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起点。若仅将职称评定视为一种荣誉授予，缺乏对获评者后续作用发挥的制度设计，职称评定便会沦为空洞的形式。这就要求在设定评定标准时，必须将“能力适配性”与“作用发挥空间”纳入考量，评定内容不仅要考察农民现有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兼顾其带动产业发展、传承农业技术的潜力，通过明确的标准导向，让获评者清楚自身的责任与价值，避免出现“评完即结束”的现象，确保职称评定能真正转化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实际动力。

杜绝人情评定，防范权力寻租。给农民评职称若失去公平性，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损害制度的公信力。人情关系、权力干预等因素极易渗透到评定过程中，导致评定标准形同虚设，真正有能力的农民无法获评，而不符合条件者却能凭借非正当途径过关。因此，相关制度设计必须将评定流程、评价维度、打分依据等全部公开透明，摒弃模糊不清的主观评价条款，建立多维度的监督机制，通过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确保每个获评者都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

杜绝教条评定，精准匹配产业需求，避免职称评定与实践脱节。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有的以粮食种植为主，有的侧重经济作物栽培，有的则聚焦畜禽养殖或农产品加工。农民职称评定必须立足区域产业特色，与当地主导产业紧密结合。评定内容应围绕区域农业的核心技术、产业升级方向设定，让评定标准成为引导农民对接产业需求、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风向标，确保职称评定能够真正服务于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

给农民评职称，从一些地方的探索，到辽宁此次引发的热议，都说明给农民评职称，不在于其形式是否新颖，而在于其是否真正贴合实际需求，能否解决实际问题。

王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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