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上连城市、下接乡村，是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阵地和载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强调“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们重塑镇域经济价值、激活区域发展战略中场提供了根本遵循。
赛迪四川认为，发展镇域经济，本质上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城市牵引”“区域能级与地域结构”“产业升级与乡镇发展”三个关系。这三个关系折射出镇域经济不可替代的三维战略价值：在城乡维度上，它是缝合二元结构的“拉链”；在区域维度上，它是塑造整体竞争力的“底座”；在产业维度上，它是承载动能转换的“平台”。
一、认识“乡村振兴与城市牵引”的辩证关系，镇域经济是带动城乡融合的核心纽带
我国城乡发展关系，是一个从“失衡”走向“再平衡”的动态演进过程。回顾历史，这一关系历经波折：从早期的“二元对立”到1978年后短暂向好，再到1984年城市改革红利释放导致的“再度分离”。随着2004年“两个趋向”论断提出[1]，城乡开启良性互动；2017年“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确立，正式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正迈向70%的稳定期。五大核心城市群贡献了全国超50%的GDP，城市在资本、技术、人才及市场容量上占据绝对主导，优势显著。在此背景下，城市必将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牵引作用。
然而，城市的高能级辐射往往难以直接穿透到乡村末梢。正如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的“等级扩散”理论所揭示的，高端要素倾向于在城市节点间跳跃传播，极易对周边乡村形成“过跳跃”。若缺乏有效的传导节点，这种高速流动的城市能量甚至会产生“隧道效应”，不仅无法滋养乡村，反而因为交通便利，其人口和资源更容易被大城市虹吸。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断言：“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那么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等于没有腿”。因此，“以城带乡”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系统性的中介载体。
强化“镇”的枢纽与纽带功能，是实现“以城带乡”战略、达成“再平衡”的核心抓手。镇一级单位作为“城之尾、乡之首”，是城乡要素交汇的天然枢纽和区域治理的重要节点。其核心价值在于“双向传导”：对外，有效承接城市资本、技术与服务的辐射，通过本地化适配带动周边；对内，乡镇作为资源转化核心载体，既通过初级市场助推乡村产品变现，又以完善配套承载就地城镇化，更以搭建协调平台优化治理秩序。正如《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把乡镇建成乡村治理中心、农村服务中心、乡村经济中心”。因此，必须系统构建“城市—镇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梯度格局。通过做强镇域节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最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二、认识“区域能级与地域结构”的依存关系，镇域经济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支点
区域能级的跃升，不仅取决于中心城市的“高度”，更取决于城镇体系的“厚度”。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长三角城市群，上海作为龙头，搭配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和众多特色县城，以昆山玉山镇、吴江盛泽镇等为代表的一批“超级镇”作为坚实的发展基座，实现了产业链的闭环与韧性，形成了高效的产业分工与要素流动网络。同样，国际发展成熟的都市圈，如东京都市圈，并非单靠东京一城，而是依托横滨、川崎等中小城市和市原、君津等工业重镇承接专项功能，依托大田区等区域的“町工厂”集群发展[2]，形成了疏密有致、联动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无论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状协同，还是东京都市圈的圈层分工，都证明了一个规律：只有底部基础坚实，区域整体能级才能稳步提升。
当前，不少地区仍存在“中心城市独大、周边市镇塌陷”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单极增长模式容易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大城市病”与“周边贫困带”并存的矛盾，制约了区域发展的韧性与纵深。以部分中西部省份为例，省会城市GDP占全省比重往往超过35%，且是省内第二大城市的4~5倍，这种“首位度”虽然做强了单核，却客观上造成了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性塌陷”。周边小城镇则面临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压力，不少地方人口流失超过一半，甚至达到七成之多。因此，必须从单一中心集聚转向多中心、网络化发展，通过集约紧凑布局，促进城镇间功能互补与联动，从而夯实区域能级跃升的结构基础。
镇域作为区域空间结构的基层单元，在区域经济竞争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作用。当前，城市竞争日趋激烈，区域经济竞争重心从中心城市向县镇下沉，区域间经济竞争已经由以城区为核心的单个城市的竞争加速演变为“市域为核心、县域为支撑、镇域为底座”的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域竞争。从结构上看，镇域经济的崛起能够有效填充大中城市辐射周边的“真空地带”，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的城镇网络。从实践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经验表明：“省域强在县域，县域强在镇域”。广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着力打造镇域“千亿军团”。浙江省实施“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战略，加快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各地纷纷通过做强镇域这个“底座”，撑起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天际线”，镇域已然在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塑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三、认识“产业升级与乡镇发展”的共生关系，镇域经济是承载产业升级的关键平台
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特征决定镇域承担了复合使命。与西方国家历经二百余年，依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的“串联式”路径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间高度压缩，任务多重叠加。在约一百年的时间跨度内，我国必须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这种“并联发展”模式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在镇域这一空间高度交汇，上一个目标尚未完全达成，下一个任务已经启动。因此，镇域不再仅仅是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被动区域，而成为“四化”协同推进的关键枢纽，承担着在融合中实现动能转换、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使命。
镇域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与价值提升平台。作为连接城市要素与农村资源的中间节点，通过强化服务，镇域在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着“上接市场、下连农户”的重要作用。镇域是农业“接二连三”的关键载体，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累计批准建设1909个农业产业强镇，通过在镇域布局加工园区与现代物流枢纽，镇域正成为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与冷链仓储的集聚区，实现了价值在基层的就近增值。相比于城市服务的遥远，乡镇是打通服务“最后十公里”的供应站，以四川省为例，通过构建“县有中心、乡有站点”的服务网络，建成2667个乡级站点，年服务小农户超600万户，有效解决了基层服务缺位问题[3]。镇域也是链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组织化平台，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和“订单农业”模式，将分散生产转化为标准化商品，畅通市场渠道。总之，镇域通过打造产业平台、下沉服务体系和组织市场主体，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引擎。
镇域作为工业纵深发展的超大规模腹地，将有力支撑新型工业化战略。镇域以其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贴近资源与市场的区位条件，成为先进制造业转移布局与专业配套的重要承载区。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2万多个建制镇共集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3.7万余户，占全国总量的48.2%，充分说明镇域在我国工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事实上，许多镇依托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文化传统，为产业升级注入独特内涵。例如，贵州茅台镇深耕核心产区与标准体系，在超级品牌引领下摆脱低端标签；广东狮山镇则紧抓整车制造机遇，撬动上下游集聚形成完整闭环，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占全球市场份额23%；广东长安镇依托民营经济先发优势，培育出OPPO等领军企业，年产全球1/8智能手机，形成了两千亿级电子信息集群。这些地方实践表明，镇域不仅是产业的地理载体，更是特色化发展、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落地成效。
综上所述，镇域经济绝非发展中的“配角”，而是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前沿。只有牢牢抓住镇域经济这一“关键密钥”，才能激活区域发展的“战略中场”，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1]“两个趋向”：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2]町工厂：原指分布于日本城市街道的中小规模工厂，后多用以特指那些扎根于城市街巷、虽规模有限却具备精湛技术与核心制造能力的中小型生产企业，一般由龙头企业外包带动发展而来。我国的佛山市北滘镇，依托家电巨头美的带动大量乡镇企业相互协作发展，形成了“50公里半径内解决所有家电零部件”的产业集群。
[3]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4]数据来源于《2025中国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CCID赛迪四川镇域经济研究中心 蔡富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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