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陈 劲
【摘要】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原始创新通过提供前所未有的科学原理和技术种子，为新质生产力的“萌芽”提供初始动能；颠覆性创新则通过创造性重组要素配置、创设新市场与新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差异化新动能。我国科技创新，需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并从加强宏观统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转变创新认知范式、改革科技评价与激励机制、构建面向未来的人才队伍等方面系统施策，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原始创新能力 颠覆性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①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高水平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②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企业创新活力显著增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年来，部分技术领域已进入世界前列，航天探测、量子信息等若干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同时需清醒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的结构性短板依然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颠覆性创新能力仍显薄弱。这些瓶颈制约新要素的涌现、新产业的培育，与新动能的有效释放，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掣肘。
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及日益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已成为保障高水平安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立足于新发展阶段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聚焦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的内在机理与能力生成路径，探讨如何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从而系统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强化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能力，是“十五五”时期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战略支点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其中，技术革命性突破发挥着最为基础性与引领性的作用，不仅是驱动生产资料效能跃升、劳动对象范围拓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重塑生产组织方式、优化要素结构的关键变量。纵观历次产业革命，从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再到智能化，每一次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无不源自底层科学原理的认知颠覆与关键技术的范式重构。在当代语境下，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突破，正持续引领生产要素从传统物理形态，向数据、知识、智能等新型形态演进，并催生出一系列具有颠覆潜力的新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因此，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绝不会孤立存在，需通过赋能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而引领整个产业体系的深度转型与能级提升。
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是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核心源泉。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聚焦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④从创新能力建构层面看，原始创新更侧重于一种面向未知的“先导能力”，要求创新主体具备前瞻布局、路径开创与要素储备的战略魄力；而颠覆性创新则体现出动态演化特征，强调组织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识别非对称机会、重构资源与价值链的“动态能力”。二者虽侧重不同，但共同根植于对深层科学规律的理解、对未来趋势的把握，以及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整合，彼此交织、互为支撑，形成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内在动力体系。
原始创新通过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前瞻性揭示，为技术发展提供全新的知识基座与原理支撑，是“从0到1”的根本性突破，其成果往往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溢出效应，能够对技术经济范式起到重塑作用。而颠覆性创新，侧重于将科学突破引向实践应用的非线性路径，通过超越原有技术经济轨道，开辟新的需求空间与产业形态，从而实现生产过程质的跃升。原始创新为颠覆性创新供给源头活水，而颠覆性创新则反过来为原始创新验证方向、拓展疆域，并牵引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一双向互促机制，能够加速科学技术从知识形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使得技术革命性突破不仅可能，而且得以持续、系统性地发生，从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不竭动力。
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能力的系统性提升，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制。这种“加快”，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上，而且体现在影响产业演进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刻性与彻底性上。原始创新通过提供前所未有的科学原理和技术种子，有助于从根本上摆脱对既有技术路径的依赖，为新质生产力的“萌芽”提供初始动能。颠覆性创新则通过重组要素配置、开辟新市场、创造新模式，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效率，缩短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概念形成到规模化应用的周期。二者共同作用，能够打破传统产业升级线性、渐进的局限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呈现非线性跃迁态势。在此过程中，数据、人才、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得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耦合与增值，传统产业部门得以实现深度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得以迅速萌发与迭代。
“十五五”时期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提升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能力面临一定现实挑战。在科学创新层面，真正具有开创性、能引领新范式的原始性科学成果仍相对稀缺。尽管我国科研产出数量已跃居全球前列，但部分研究仍处于跟踪模仿和增量改进阶段，对底层理论、核心算法与重大科学假设的贡献有待提升，基础研究量大质弱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在技术创新方面，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高端芯片、光刻机、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仪器仪表、新材料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自主率偏低，有的技术供给存在脆弱性问题。创新活动多集中于应用开发和集成优化层面，而不是从原理和架构层面实现突破，导致技术根基不够稳，易受外部影响。尤其是在需长期积累和深度交叉的复杂技术系统中，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加强宏观统筹与战略引领，强化有组织科研新范式。进一步加强宏观统筹与战略引领，系统优化有组织科研的模式与路径，改变资源分散、导向短期的现状。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引领功能，明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体系、科技领军企业等，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定位与分工协作机制。各类主体需基于自身优势，聚焦不同创新阶段，避免重复投入与碎片化竞争，实现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有机衔接。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机制也至关重要。充分总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践经验，从国家层面建立针对关键战略任务的专项推进体系，实现从顶层设计、规划部署、资源分配，到监督评估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模式，切实提升重大科技任务的系统性和执行力，确保创新资源真正用于最紧迫、最前沿的战略方向。需注意的是，有组织科研不是排斥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与好奇心驱动，而是需在战略导向和原创活力之间寻求更高水平的平衡。可考虑设立面向长远、宽容失败的颠覆性创新专项基金，鼓励科研人员挑战重大科学难题和非共识方向，为可能引发范式变革的研究提供稳定支持。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关键领域系统性突破，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关键在于有效统筹国家战略目标与市场创新活力，聚焦最紧迫、最重大的科技需求，组织跨部门、跨学科、跨主体的协同攻坚。在高端芯片、深空探测、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关乎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领域，打破机构壁垒，组建以任务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促进知识、数据、人才与资本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之间高效流动，为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点”的突破，迈向“面”的胜利创造积极变量。新型举国体制并非回归计划经济模式，其“举国”也并非等同于“全国”，而是在尊重科学规律和市场机制基础上，强化系统布局与组织效能，其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繁荣社会三重逻辑的相互平衡、系统作用和有机整合。因此，需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小、上下游和不同所有制企业融通创新，尤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尝试。同时，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创新公地”属性的概念验证平台和中试基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持续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科技成果落地效率与产业链韧性。
转变创新认知范式，强化总体性思维与体系化能力。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是深植于经济社会系统之中的复杂演化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以往点状突破、线性思维的局限，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把握创新活动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总体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强调从系统整体出发，洞察技术、市场、组织、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⑤。在创新政策设计与科研组织过程中，需打破学科分隔与部门壁垒，推动科技规划与经济、产业、教育等政策深度融合，避免因局部优化而导致系统失灵。因此，在布局重大科技项目时，不仅需关注技术路线本身，也需同步考量创新生态的培育与制度环境的适配。“元治理”思维进一步要求政府转变角色，从主导控制转向引导服务，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稳定可持续的创新治理架构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数据开放共享、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和充分的发展空间。在这一框架下，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形成多方共治、活力迸发的创新局面。体系化能力建设则是落实总体性思维的关键。需在科技战略规划中充分运用体系思维，统筹推进制度改革、能力建设和环境营造，实现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协同与多维支撑，以此强化创新体系的整体韧性和发展势能。
改革科技评价与激励机制，培育耐心资本与包容文化，支撑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科技评价改革需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定量指标的做法，逐步建立以质量、实际贡献和长远影响为核心的评价标准。推行代表作评审与长周期评估机制，能够为科研人员营造更加宽松稳定的环境，使其敢于投身周期长、风险高的探索性研究。评价体系需体现学科差异与创新阶段的多样性，避免单一标准对科研活动产生扭曲性引导。在创新投入方面，注重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形成与创新周期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与社会长期资本，共同投向基础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容忍必要的失败与试错，避免对短期回报的过度追求。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硬科技与早期创新，构建覆盖创新全链条的资本支持生态。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培育更加包容的创新文化。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需积极探索健全完善容错试错机制，从制度上为创新者提供更多心理与资源保障。广泛宣传具有突破意义的创新历程，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增强社会对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解与支持。
构建面向未来的人才队伍，夯实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能力的提升根基。当前创新范式日益呈现交叉融合、体系竞赛的特征，要求我们突破传统学科界限和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育能够引领变革、定义未来的战略科学家与高水平创新群体。高度重视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的识别与培育，赋予其更加充分的科研自主权。通过实施长周期、稳定支持的人才计划，鼓励顶尖人才挑战重大科学问题与颠覆性技术方向。同时，完善青年科技人才独立承担重要课题、领导研究团队的机制，为创新梯队建设提供持续动力。推动教育体系与科研实践的深度交叉融合至关重要。高校和科研机构需主动打破学科壁垒，设立更多跨学科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项目，强化学生在批判性思维、系统建模及原创探索方面的训练。鼓励研究生参与前沿导向、问题驱动的研发活动，在实践中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此外，优化高水平人才开放创新生态。通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平台与制度环境，吸引全球顶尖学者、工程师来中国开展工作与合作。支持国内外创新人才融入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深度参与全球知识网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我国强化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能力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注释】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 适应形势变化 把握战略重点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25年5月1日。
②《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9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④《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
⑤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⑥吴丰、唐月、林超然：《元治理视阈下科技创新治理体系韧性的概念建构》，《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8期。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