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市场将为世界带来广阔 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吴唱唱 张小锋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需求下降和要素供给风险的增加，“外循环”已难以维系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成为应然之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也是优化我国供给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面临“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问题，明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首位，这是基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洞察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大市场将为世界带来广阔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当前我国供给端面临的挑战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也是互动共生、相互约束的有机整体。当前供需失衡问题依然存在，不仅限制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释放，更成为制约我国供给体系优化的梗阻和短板。

一是我国关键产业核心技术缺失，产业链韧性存在隐患。尽管我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保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在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特征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在诸多关键环节、核心零部件上我国的自给率依然有限，需要大量依赖进口，且进口结构相对集中。随着来自发达国家政策限制和贸易壁垒的不断增加，我国在关键领域“卡脖子”“掉链子”风险明显增多。由于早期内需不足，使得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下游企业形成了对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依赖，陷入俘获型价值链治理结构中。它们受制于国际买家的生产标准和要求，不得不通过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来完成生产，导致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上游企业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泥沼，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利用国内大市场的兴起打破国际市场垄断格局，重建本土企业产业链、创新链是打破这一困局的关键。

二是我国部分行业存在“内卷式”竞争现象，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资源无效消耗。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5.39%，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制造业的“低利化”与当前内外需结构转变、国内大循环不畅导致的供需失衡密切相关。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疲软，外需的支撑作用大幅削弱，而内需的承接能力尚未充分发挥，从而引发了国内制造业的阶段性产能过剩，进而加剧了行业内部竞争。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能力和品牌差异化优势，只能依赖压低售价和利润空间的策略来维持市场竞争地位，陷入了“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然存在卡点堵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锦标赛”都是导致区域间产业趋同、产能重复、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同质竞争的加剧，限制了国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对本土制造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

三是我国高质量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尚未完全匹配需求结构变化。2024年中国出境旅游消费总额位居全球第一，其中，美妆日化、服装鞋帽、珠宝、箱包、手表等品质消费品是我国消费者境外商品消费的主要构成；而我国也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一方面，我国具有构成全球重要消费引擎的需求潜能，另一方面，我国也拥有“世界工厂”的生产规模和能力，但二者却未能形成有效对接。在当前国内人均收入不断提升、消费偏好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还存在部分行业产品种类不够丰富、质量参差不齐、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不够、附加值较低等问题，使得国内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有效供给。国内消费只能与国外生产相结合，未能反哺国内生产，造成需求外溢，供需间未能形成高水平的良性循环。

以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优化的实践路径

需求的增长与升级是供给端迭代与革新的重要牵引力。“十五五”时期，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一是通过提振消费夯实内需根基。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说明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并未完全转化为支撑起国内供给的实际购买力。提振消费需要打通居民从“能消费”到“敢消费”再到“愿消费”的链条。首先，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频，是保障居民“能消费”的基础，要通过稳就业、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和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等来保障和扩宽居民收入。其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是影响居民消费信心的重要因素，要让居民“敢消费”，就要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支撑。最后，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是居民“愿消费”的前提，要以政策引领为抓手、以法治建设为依托，鼓励和推动消费产品和服务创新与品牌升级、加快消费场景创新与迭代，激发居民消费意愿。通过制度保障稳定收入预期、提升消费信心，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通过扩大有效投资优化适配内需的供给结构。消费与投资不是静态的此消彼长，而是存在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投资可以为消费提供产品、场景和条件，消费的规模扩大和质量升级也可以推动释放投资需求、引领投资结构优化。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依赖物质投入的增长路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因此，“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在“投资于物”上，我们并不是要简单地限制投资或者普遍性地减少投资，而是要在“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例如加强对高技术制造领域智能化改造的投资，通过提高投资质量，为消费创造全新载体。另一方面，“投资于人”作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投资转型的重点，既是改善民生、提高居民获得感的客观要求，也是培育新型消费模式、激发需求潜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民生消费型投资，构建普惠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家政服务等关乎民生的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释放更大内需潜能，形成“消费—投资—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是通过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内需格局。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我国在供需两端都具备规模经济优势，具有发展内需主导经济的基础。当前，国内市场还存在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问题，市场竞争环境及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亟待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以“五统一、一开放”为抓手，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效率的前提，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和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可以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和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是统筹

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基础，通过明确政府行为边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央地协同治理机制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保障整体统筹安排和资源整合的前提下，鼓励地方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动能。统一要素市场和持续扩大开放，需要以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为基础，推动内外贸标准对接、渠道互通，在激活强大国内市场潜力的同时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扩大内需战略的世界意义

强大国内市场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也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活力之源。中国以不断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强大国内市场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更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市场。依托中国开放的市场，这些国家不仅能直接改善其贸易结构、拉动经济增长，还能促使其本土企业通过“干中学”效应不断提升出口产品工艺质量，从而带动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强大国内市场为世界带来了更多投资机遇。随着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新设外资企业22.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7087.3亿美元，稳居全球前列。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内需潜能，保障了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实现了自身更大的发展。

强大国内市场为世界注入了崭新增长机遇。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反哺生产体系，而且可以吸引全球生产要素资源，进一步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能力，为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同时，中国通过建立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内需对外贸、外资超大规模的需求，对冲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吴唱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小锋，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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