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仓库的温度
这间仓库，静默地倚在老屋旁，守着一条窄窄的村路。白墙，灰瓦，模样是再普通不过的。若在往年，大门上大抵会贴着粗红的“招租”二字，将一个家庭一份实在的收益，妥帖地锁在屋里。而今，它只是沉默地站着，像一位卸了甲胄的老兵，披着灰瓦的斗篷，守着一段被时光磨亮的岁月。我推开门，纸张墨迹的苦香与微尘的干燥，交织成一股熟悉的气息，将我裹进回忆里。这，便是我的“藏宝室”了。
150平方米的空间，算不得阔大，却足以安放我的半生。目光所及，是林林总总、堆积如山的书籍、报纸与杂志。它们一排排、一摞摞，从墙角一直蔓延到屋中央，像连绵的丘陵。随手抽出一本，泛黄的纸页上，那密密麻麻的铅字，或许是我某年某月一篇稚嫩的报道；再翻开一册，那精心裁剪下来的文章，又记录着我对某段乡野传奇的痴迷。自1987年做宣传干事算起，我近40年的光阴，仿佛都压缩、沉淀在这方寸之间了。它们是我的城池、我的营垒，是我用文字一点一点垒起的精神故乡。
然而，这故乡也曾面临流离失所的窘迫。记忆里，家里的书架早已不堪重负，墙角、床底，甚至饭桌的一角，都曾是我手稿、书籍的临时栖身之所。妻子平贞弓着腰，像挪动易碎的瓷器般，将那些纸页从各处一一请出。口里虽不说什么，但那神情中的无奈，我是懂的。这些文稿和书籍的存放，于我成了一个大问题；于这个家，又何尝不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呢？
那时节，这间临街的屋子，正由镇上的租客用着，每年稳稳地送来一万元的租金。在咱们农家，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那可能是十亩稻田的化肥，是儿女过年的新衣，是灶台上熬出油星的腊月鱼汤……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妻子早已悄悄有了她的打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傍晚，她坐在昏黄的灯下，一边缝补着衣裳，一边用再平常不过的语气对我说：“那间房，咱不租了吧。”她针尖在鬓角蹭了蹭：“你的字纸比铜钿金贵。”我愕然抬头。她停下手中的针线，看着我，目光里是一种朴素的坚定：“你那堆‘宝贝’，总得有个像样的家。一年一万块是不少，可买不来你的心安。咱收回来，收拾收拾，给你用。”
她说得那样平静，仿佛在商议明天早饭吃什么。可我知道，这个决定背后，是她将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毫不犹豫地推了出去。我的妻子，谁不晓得她是个顶勤俭的人。平日里，一分一厘都算计着花，对自己近乎吝啬。菜市场里，为几毛钱也能和菜贩温和地争上半天；一件衣裳，穿了又穿，领口都磨出了毛边，也舍不得丢。就是这样一个“爱财”“吝啬”的农家妇女，却愿意为了我那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毅然舍却唾手可得的一万元。
后来，她果真婉拒了租户，又取出我们多年的积蓄，花了3万多元，将这屋子彻底修葺粉刷。当屋子焕然一新，当第一个书架稳稳地立起来时，我看着她额上细密的汗珠与亮晶晶的眼睛，忽然明白，她收回的，何止是一间房，她是在这烟火人间里，亲手为我筑起了一座精神的堡垒。
如今，这间位于芜湖之畔的仓库，早已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藏宝室”，不知从何时起，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农家书屋”。八个高大的书架整齐地排列着，不再是当初那般杂乱的模样。书也分了类，新四军的红色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党建理论、文史哲学，乃至经济法律、政治军事，竟也洋洋大观。我还特意设了一个专柜，陈列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这里成了我的艺文工作室，也成了村里男女老少一个新的去处。午后或傍晚，常有三五村民踱步进来。起初或是好奇，看看便走；后来，有人开始静静立在书架前，一待就是半个下午。也有学生娃娃，放了学便背着书包跑来，借两本童话，或是科普读物，坐在角落的小凳上，看得入迷。还有些人家，受这风气影响，也订起了报刊。沙沙的翻书声，渐渐取代了牌九的脆响，知识像春夜的雨，悄没声地渗进泥土。前些日子，还有几个在外读了大学的年轻人回来，说受到这书屋的“刺激”，要留在乡里，用学来的知识搞生态农业，振兴家乡。听着他们意气风发的谈论，我望着这一屋子的书，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此刻，我站在这温暖的书屋中央，四周是无声的浩瀚书海。这间仓库，早已没有了丝毫的仓廪之冷、库房之寂。它的温度，不在于季节的流转，而在于一个妻子沉默而热烈的支持，在于无数求知者目光点燃的星火，更在于一个时代里，寻常人家对精神世界日益珍重的守望。这温度从掌心漫到心尖，最后焐热了整片乡土。
中国文化报•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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