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遵投辖”这个不算常用的成语，记载的是汉代官员陈遵为留宾客畅饮，将客人车辖投入井中的典故。后世诗人时常化用这个典故，如杜甫的“甘从投辖饮，肯作置书邮”。更鲜有人知的是，在投辖留客之后，陈遵的仕途还因一次宴饮一度停滞。
王莽时期，陈遵官至河南太守，他与身为荆州牧的弟弟陈级一起路过长安富豪左家，不久就被司直陈崇弹劾，称陈遵在寡妇左阿君那里醉酒夜宿，“湛酒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恶不可忍闻”。在陈崇的力主罢免下，陈遵被罢免了官职，直到很久以后，才“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
陈遵因“醉宿寡妇处”而黯然去职，这正是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免官制度的一个碎片。
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邓苗苗
唐代律法中有“妻无七出”条，如果没有“七出”“义绝”这样的法定理由，丈夫要与妻子离婚，就要受到惩处。
不守立身之德
陈遵身处的汉代，是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逐渐成形完善的时代，官员选拔、任用、考核、晋升、黜免都有了一整套运作体制，对官员的管理，并不局限于官场上的表现，而是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了考察之中，稍有不慎就会招致罢免。陈遵的豪放不羁，在私人场合也许是魅力，比如他被罢官后，“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反而声名更旺，但在官员身份下，这便成了需要被制度规训的“失德”行为。
比“失德”更严重的则是违法犯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
唐代律法中有“妻无七出”条，如果没有“七出”“义绝”这样的法定理由，丈夫要与妻子离婚，就要受到惩处。这是针对当时所有婚姻关系的，最高有“徒一年半”或“杖一百”的量刑。有官员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户部尚书李元素在任郎官时，原配妻子去世，续娶出身琅琊的王氏为妻，但后来李元素宠幸仆妾，又被人怂恿，要与王氏离婚，王氏妻族便上诉。
唐宪宗《停户部尚书李元素官诏》中提到，李元素的行为“岂惟王氏受辱，实亦朝情尽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最终，李元素不仅被免官，还被罚向王氏赔偿五千贯钱。
李元素所违之法还属民事范畴，如果作奸犯科，触犯刑事，官员同样会面临免官的处罚。北魏时，大臣裴瑜就因“虐暴杀人免官”，汝南王元悦也“坐杀人免官”。而在律法相对完善的唐代，“免官”在《唐律疏议·名例律》中单列了一条，规定“诸犯奸、盗、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并谓断徒以上）；若犯流、徒，狱成逃走；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免官。谓二官并免。爵及降所不至者，听留”。
《新唐书》记载，监军王定远擅杀不服从他的军将彭令茵，并将尸体“埋马矢中”，彭令茵的家人请求归还尸体，王定远也拒绝。这种恶劣的行径引起了河东全军上下的愤怒，长期受制于王定远的河东节度留后李说便将此事告发给唐德宗，“德宗以奉天扈从功，恕死免官”。本来按照律法，王定远的行为足以被处死刑，但“监军有印自定远始”，重用宦官监军的唐德宗还是留了王定远一命，仅以免官处置。后来，不甘心的王定远刺杀李说失败，又矫诏败露，“召麾下皆不至”，最后戏剧性地从城楼上坠亡。
不过在不同时期，免官一词的含义也有变化，类似的还有“免所居官”。有时免官指的职事与勋官同免，有时则不然。比如有学者指出，“六朝的免官不过免所居职官而已，兼领之官不在免例；而且职事官被罢免之后，文武加官照旧保留：‘有罪应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职官。’”像《唐律疏议》“免官”条中，就特意提到了“二官并免”。
相对来说，“除名”的含义更明确一些，也是更严苛的处理方式，大多指的官员因罪被彻底清除出官员的行列，成为庶民，类似的说法还有“除名勒停”“除籍”“削籍”“免为庶人”“革职为民”等。这样的处置往往涉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唐律疏议·名例律》“除名”条规定：“诸犯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未尽人臣之责
无论是私德缺失还是杀人诽谤这类的违法犯罪，侧重点更在于公职之外。对于官员来说，在履职过程中，因失职或渎职被免官，也相当普遍。失职或渎职虽然主客观因素和影响程度不一，但都可被归为“未尽人臣之责”。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废免不称职官员的说法。《管子·明法解》指出，“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胜任者为官，失职者离开官员队伍，这是维持国家治理的要求。对于古代官场来说，官员失职行为遍及行政、军事与司法等多个层面，免官是一种能灵活运用的处罚，哪怕没有条例明确规定哪种失职、渎职行为应当免官。
唐总章元年（668年），曾任雍州司功参军的崔擢犯事了，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向朝廷举报了一条线索，说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李乾祐曾推荐自己当尚书郎，虽然没成功但李乾祐私下告诉了自己，如今他要检举李乾祐“泄禁中语”。所谓“中语”，指的是宫中例不外传的言语、机密，尤其包括皇帝的话。作为朝中重臣，李乾祐私下向他人泄露官员晋升的人事机密是大忌。很快，“强直有器干”的李乾祐得到了免官的处分。
而在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领域，惩罚也十分严厉。唐高宗显庆年间，左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征讨西突厥，因“逗留失军期，追贼不及”被免官。值得一提的是，程知节是唐朝开国功臣，他不仅追随李世民平定各方割据，还在玄武门之变中有拥立之功，因此在免官的处分前，还多加了“减死”二字。不过很快程知节又获起用，被唐高宗授予岐州刺史。武则天时期的韦待价就没这么好运了，永昌元年（689年），身为右相的韦待价奉命讨伐吐蕃，却“迟留不进”又“会天大雪”，最后“士卒多饥馑而死”。回朝后，韦待价被除名，配流绣州，很快去世。
失职之责同样贯穿于日常的地方治理中。《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称吏部所选县令多不合格，唐玄宗便将这些新选出的两百多名县令全部召来，亲自策问，“不能对者悉免官”，还没正式上任就被拦在了门槛之外。还有明代庐州府的地方官员，万历三年（1575年），因庐州府发生六名贼犯越狱的事件，作为主管官员，程杲被“革职为民”，白希珩亦受惩处，诠释了“不胜其任者废免”。
除了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也有因贪污腐败被免官或除名的。在古代特殊的官场环境中，贪污腐败的处理后果有大有小，往往视统治者的需要“灵活调整”。同样是贪腐，有的官员身死家破，有的官员却仍能青云直上，当然也有官员被贬官、免官甚至除名。
唐高宗显庆年间，左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征讨西突厥，因“逗留失军期，追贼不及”被免官。
北魏时期，孝文帝元宏即位后，安排幽州中正阳尼出任幽州平北府长史，兼任渔阳太守，没想到还没上任，阳尼就因任中正时受乡人财货而遭免官。后来，每每想起，阳尼都黯然神伤，感叹道：“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与本何异？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
唐代元和年间，唐宪宗先后平定河北藩镇叛乱，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史称“元和中兴”。这一时期，朝廷对地方官员监守自盗、贪赃枉法的处罚也相对严格。元和十二年（817年），郑州刺史崔祝因“擅出州仓粟麦，贵货之，以利入己”被除名，后又“锢身配流康州”。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有时在宣布对官员的除名处分外，还会在后面增加“永不收叙”“永不叙用”等表述，比如《大明律·刑律》规定，“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
但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下，实际上这些官员还是有相当多的机会起复的，这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和统治者的意愿。清人陆心源撰写的传记合集《元祐党人传》中记载，梁安国在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因“上书谤讪”，“勒停，永不收叙”，然而仅仅两年后，他就“叙复宣义郎”。
难逃时势之局
西汉中后期，有一种独特的免官现象，就是“以灾异策免三公”。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汉代一些人认为，灾异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灾异发生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不满。所谓三公因灾异被免官，指的就是每当灾异发生，皇帝便甩锅给三公，通过三公免官甚至自裁来替自己承担上天的怒火。
比如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日清亡光”，汉元帝下诏问责，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被迫上书乞骸骨，汉元帝“乃赐金车马，罢就第”。
表面上是三公主动请辞，实际与皇帝罢免无异，而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局了。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荧惑守心”，有人提出“大臣宜当之”，汉成帝随即召见丞相翟方进。不料，翟方进似乎并未领会汉成帝的意思，“还归”。没有等到翟方进自请罢免或自杀，汉成帝又赐册，将自己登基十年来灾害频发、百姓饥饿、盗贼肆虐、官员怀奸朋党的过错全推到翟方进身上，还说“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反复让翟方进反思，就差明示他自裁以谢天下了。在汉成帝的咄咄逼人下，翟方进别无选择，以自杀了结。
这样的免官，显然不是因为官员本身不称职或违法犯罪，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太冤了。东汉时期就有官员写《上疏谏因灾异免三公》，反对这种现象。
实际上，在古代官场中，有大量的免官、除名、革职都发生在政治斗争之下，官职的去留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自身的德行与能力，官员个人命运往往难逃时势大局的倾轧。比如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朝散郎宋昭上书谏北伐，引起当政的王黼不快，随即被除名勒停。
在宋代，党争频繁，免官、除名也成为政敌之间互相倾轧的工具。庆历四年（1044年），进奏院官员苏舜钦与同僚用“鬻故纸公钱”（卖废纸的钱）饮宴，结果被太子中书舍人李定告发给御史中丞王拱辰。王拱辰立即上奏弹劾，称苏舜钦等人“监主自盗”，用变卖公家财物的钱吃喝，并在宴会上作诗冒犯圣上。此事越闹越大，最终，苏舜钦、刘巽被除名勒停，王益柔被降职，其余人也被降职或贬谪。
进奏院事件之所以争议不断，就在于其后有党争的影子。事件发生时，正值庆历新政，苏舜钦与“革新派”关系密切，而王拱辰则是反对庆历新政者。相传，苏舜钦等人被处分后，王拱辰喜形于色，说“吾一举网尽之矣！”可见苏舜钦的行为虽算不上无辜，但无疑被放大了，更令人唏嘘的是，苏舜钦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没有等来“叙用”。以苏舜钦的政治履历、社会名望、人脉关系，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
当稳固政权需要替罪羊时，三公可因天灾而引咎；当党争需要清除异己时，名士亦可因小事而万劫不复。本该服务于澄清吏治的“退出机制”，在绝对的政治权力与不断变幻的时势面前，最终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这是积重难返的古代官场难以避免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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