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3日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到国家层面，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在这一承载特殊意义与民族情感的时刻，铭记民族苦难岁月、传承抗战历史记忆凸显重要意义。抗战历史记忆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建设与传承正面临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深刻变革。以数字化赋能抗战历史记忆传播，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范畴，成为关涉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数字人文的多维度文化治理实践。从理论层面审视，这一进程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记忆建构协同化，专业机构、技术企业与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记忆塑造;记忆形态混合化，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记忆载体相互交融；记忆过程互动化，记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可从资源整合、技术赋能与传播创新三个维度，来阐述和理解数字化赋能抗战历史记忆传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资源整合：抗战记忆数字化的基础工程
抗战历史记忆资源的数字化整合是构建系统性、整体性抗战记忆体系的基石。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指出，记忆需依托特定场所与载体得以存续与传承。在数字时代，传统“记忆之场”正经历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深刻转型。抗战历史资源具有分布广泛、类型多元、载体形式各异的特点，长期以来面临资源孤岛化、标准不一与共享机制不足等问题。数字技术为实现抗战历史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提供了全新方案。《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为抗战记忆资源整合提供政策支撑。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框架下，抗战历史记忆资源的整合体现出三方面特征：其一，资源类型全面性，涵盖文献档案、实物遗存、口述历史与影像资料等多种形态；其二，技术手段多样性，包括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全景采集等数字化方法；其三，数据标准统一性，依托标准化元数据与分类体系，实现多元资源的互联互通。通过系统化整合，原本分散的抗战记忆得以转化为可灵活调用的文化资源，从而实现“存储记忆”。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全国多家抗战类纪念馆建立的“抗战记忆共享平台”，整合全国23个省区市的抗战历史资源，形成包含12万余件文物、8000余小时口述历史、5万余张历史照片的综合性数据库。该平台整合分散在各地纪念馆的文物、档案文献、照片、影像、口述史等数字化资源，采用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实现了不同类型、不同来源资源的语义互联，以更全面、便捷地保存抗战记忆、弘扬抗战精神，为构建抗战历史知识图谱和抗战历史记忆的数字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此类资源体系不仅克服了物理保存的局限，而且构建起可共享、可扩展、可持续更新的记忆资源系统，实现从静态保护向动态传承的重要转变。
技术赋能：抗战记忆建构的创新路径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抗战历史记忆的当代建构开辟了创新路径。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推动抗战记忆的呈现方式从传统平面展示转向沉浸式、交互式的多维体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实现对海量抗战文献的智能分析与事件关联挖掘;计算机视觉技术能够自动识别历史图像中的人物、场景要素;知识图谱技术则可构建抗战历史的知识网络，揭示事件间的复杂关联。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记忆的呈现形态，更深刻重塑了记忆的建构逻辑与接受机制。
技术赋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空间重构，依托数字孪生技术重建历史场景，使“缺席”的历史通过数字再现获得新型“在场”形式。例如，在山西长治八路军文化数字体验馆，观众戴着VR设备“穿越”时空，体验1937年的忻口战役现场，虚拟弹片擦过耳畔的灼热感让他们深切重温抗日战争那段悲壮的历史，真切体会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利用虚拟数字人技术重现的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战斗至最后一刻时说出的“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场景，令台下观众动容。二是叙事创新，运用交互式叙事技术突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实现历史与当下的跨时空对话。例如，有媒体推出的AI歌曲视频《山河回声：穿越80年的心愿》，通过算法让2000句抗战诗词生成全新旋律，当“四万万人齐蹈厉”的歌声响起时，弹幕瞬间被“破防”刷屏。三是体验深化，借助动作捕捉、触觉反馈等技术增强受众感知的真实性，强化历史记忆的情感共鸣。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虚拟现实体验区，观众可以“走进”1937年的南京城，通过动作捕捉技术与虚拟难民互动，在营造的沉浸式场景中强化观众的具身认知，使他们对日军暴行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历史记忆更加刻骨铭心。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技术支持的记忆建构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与形式碎片化等特征，这一方面提升了记忆传播的感染力，另一方面也对记忆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提出新要求。因此，应建立科学严谨的内容审核与技术标准体系，确保数字化记忆建构实现历史真实与价值导向上的统一。
传播创新：抗战记忆传承的数字化进路
数字化传播为抗战历史记忆的传承提供了全新突破口。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抗战记忆传播呈现出平台多元化、内容个性化、形式社交化的新趋势。现代社会的记忆愈发依赖媒介的建构与传播。各类抗战纪念机构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打破传统纪念活动的时空局限，实现记忆传播从周期性向常态化的转变。如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平台发起的“抗战记忆”话题，阅读量超过10亿次；“抗战史上的今天”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历史事件，形成持续性的记忆唤醒机制。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个性化记忆传播提供可能。通过用户画像与兴趣建模，可向不同群体推送定制化历史内容，提高传播精准度。与此同时，用户生成内容的兴起使公众成为记忆传播的积极参与者，形成专业生产与用户创作互补的记忆传播生态。数字化传播显著拓展了抗战记忆的受众范围，尤其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历史认同感，在促进历史记忆的代际传递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数字化传播同样面临信息过载、叙事碎片化、算法“信息茧房”等挑战，需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传播机制，平衡好传播效率与历史叙事整体性之间的关系。
以数字化赋能抗战历史记忆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机构、企业与公众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其意义不仅在于技术创新应用，更在于推动构建记忆资源开放共享、记忆技术包容普惠、记忆参与多元平等的数字记忆文明。在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引下，通过资源整合夯实基础、技术赋能创新形式、传播创新扩大影响，抗战历史记忆必将在数字时代得到更为有效的保存、传承与弘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12月12日第6版
本期编辑：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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