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大巴山是一条与秦岭几乎平行的山脉，但它的名气没有秦岭那样大。大巴山西接昆仑山，一直延伸到三峡神农架，与长江对岸的湘西黔北的山脉相连，绕一圈就和青藏高原把四川盆地包裹在中间了。
大巴山南麓，嘉陵江、涪江与巴河、州河之间的一片地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川北。由于地域原因，在天下分裂的时期，汉中成了秦岭和大巴山、关中与西蜀之间的跳板，而跳板面前的川北就成了一片被反复争夺的征战之地。
萌生写一部关于川北的小说的想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可谓多年前的一个梦想。我从小就生活在大巴山的乡野，在那里读书和劳作，在那里经历生活的磨难坎坷与少年的忧伤孤独。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读上了文学狂热年代十二分红火的中文专业。
我听到过那片土地上无数口传的生动故事与民歌，后来工作的全部时间也耗在了那片地域，大半个世纪我都没有走出川北。自参加工作起，我尽力把少有的闲余时间用在了在川北土地上行走。因此我熟悉川北的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乃至很多村，见过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收集和听闻了无数的奇闻轶事。越是如此，越觉得非写出一部书不可。
尤其是到了近年，知悉这片土地历史的一代代人已经衰老或故去。我不能让这片土地上那些生动的过往，那些饱满的激情与倔强的忍耐，无声无息地湮灭于地下。我要让土地说话，述说那连绵的苦难与不屈。
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与跑一场马拉松一样，要的不仅是耐力，更要的是体力。工作原因，难得有大段时间静心写作，所以本书动笔的时间比较早，却一直写得不那么顺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
直到近年，反而工作越繁重辛劳，写作的思路越流畅。我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写作，消耗了数千张纸，数百支笔，总算完成了70多万字的书稿，最后成型的这部书缩减到60多万字。
无论作品写得好坏，我坚持下来了。直到2023年秋分的晚上，敲完作品的最后一个字，我对着窗外的天空和青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无所谓喜悦，无所谓忧伤，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但我的眼眶确实湿润了，我为自己的坚持与顽强而感动，我终于制造出了一块硕大粗笨的“砖头”，完成了这样一部告慰川北大地的书。幸运的是，书稿顺利入选四川省作家协会2024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更增加了我要尽快将此书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自信。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为写作本书，我阅读了大量文史资料、族谱乃至民间野史、医书、巫术、堪舆、碑文，进行了大量田间调查与走访，力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采用以点带面、以小写大的结构，通过川北大巴山下桃花湾一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繁衍历程，让土地陈述川北的故事。
翻开川北所在的近代史，这里有农耕社会的日常，有淳朴古雅的民风，有乱世里的爱情，也有为所欲为的草菅人命，更有时代迭变的波诡云谲。
仁义礼智，忠孝廉耻，压抑与放纵，坚韧与挣扎，朴实与狡黠，倾轧与杀伐，苦难与良知，生养繁衍，爱恨情仇，一切都在时变境迁中洗澈沉浮，滤浊澄清。人间的苦痛、纠结与忍耐、欲望都饱含于这一片大地的泥土中。
由于读书的驳杂，我的作品里既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影子，也有苏俄批判现实主义、欧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子。我在熬制川北味道的麻辣火锅，小说故事跨度50年，情节复杂，人物纷繁，现实与魔幻，牧歌与史诗，粗放与细腻，精雕细琢与浓墨重彩，大量风物、习俗、民歌有意识地加入，构成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画卷。
那些生长故事的乡土正在远去，流逝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远影，消失的总有几分怀念。后来人如能通过读这部书知晓川北大地的过往与曾经，我亦感足矣。
（《川北》，王勇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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