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着有光的地方走：“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以艺术方式探讨人生智慧｜天府周末·文化潮

川观新闻记者 余如波

这是一个直面死亡的艺术展览。一些参展作品，源于父母、亲人、宠物的离世；一些作品材料，来自逝者的衣服、药品等遗物；一些创作灵感，来自与死亡息息相关的呼吸机等医疗器械，或者对传统文化中生命观、死亡观的再思考。

这又是一场跨界融合的艺术展览。展览的学术支持，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景军；两位策展人和众多创作者，来自艺术、人类学、社会学、医学与社会工作等领域；参展作品，涵盖影像、装置、绘画、互动媒体与文献等多元形式。

近日，“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在时代美术馆·成都馆举办，29位创作者共同探讨“与死亡共处”。展览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发起，2025年6月在北京展出并获得广泛关注。

“将死亡带回生活”概念，来源于2022年《柳叶刀》死亡价值学术委员会发布的同名报告，提倡重新思考临终关怀与死亡的社会态度，强调临终时光应被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展览以衰老与死亡为核心议题，促进对临终关怀、安宁疗护、传统文化下的生死智慧等议题的探讨。

“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成都站现场（时代美术馆·成都馆 供图）

展厅的一角，一件底部3米见方、高5米的综合材料作品引人注目，由艺术家朱成创作的一系列椅子雕塑堆叠而成。这件《千席祭·虚位以待》，其原型石刻多见于宋代墓室，空椅代表未亡者的位置。

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朱成不仅从事创作，还收藏了古代大量石刻。“事死如事生。死亡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世俗生活。”朱成说，在巴蜀古代石刻中，人们通过栩栩如生的图像，例如“妇人启门”“虚位以待”“升仙图”等，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以便死后亦能继续过世俗中的美好生活。

朱成认为，这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即美学智慧。“中国几千年的丧葬文化，就是‘死而得其所’的动态过程。我用作品和这些解读呼应展览的主题——‘将死亡带回生活’，是最贴切不过的一件事情。”

朱成的参展作品《千席祭·虚位以待》（余如波 摄）

包括朱成在内，29位创作者从各自角度出发，以影像、装置、绘画、互动媒体与文献等形式，共同探讨如何“与死亡共处”。

一些作者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亲人的故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反应。朱鑫的参展作品《我把坏掉的我修好了》，由不同尺寸的21幅布面油画组成，来源于2018年父亲因癌症离世后，借助回忆、梦境、朋友支持的“自我修复”过程。用朱鑫的话来讲，这几年的自己，“就像是一座原本破旧不堪的房子，被拆到一半，又开始重建、加固，刷上新的墙面。”

1994年出生的朱鑫，拥有幸福的童年，“幸福到足以支撑自己去面对整个人生，即使是死亡。”尽管是一个沉重的主题，作品色彩却十分艳丽，“经历过真实的痛苦后，我一直沉浸在‘小时候最初看世界的眼光’这一感受维度里。所以，我的画开始变得五颜六色。”

莫倪健的作品《未命名》，记录了一场长途奔赴。今年夏天，他驾车从河北燕郊出发，回到新疆乌鲁木齐，在母亲墓前待了一晚，并用摄像机记录了整个过程。“在旅途中，我尽量将自己从焦灼的状态里放松下来，享受所见的过程。”行至中段，他临时起意，去了母亲非常思念的老家甘肃临泽，从老房上锯下两节枣木，带回新疆，固定在母亲墓碑前两侧的石柱上。

参与创作的不仅有艺术家，也有学者、医护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在美剧《绝命毒师》中，一位普通的高中化学老师确诊癌症，景军注意到医生如何将诊断结果告诉他、他又如何将这一情况告诉家人的过程。

“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发现，在中国电影里，关于说还是不说、治还是不治的讨论是非常多的。”景军与艺术家涼云合作，将它们剪接成一部15分钟的影像作品《要不要告诉TA？》。

他们的目的，不是给出家庭医事抉择的具体答案，而是进入中国一个个家庭面对死亡与疾痛的典型场景：如果是我，我希望得知实情吗？怎样的告知，我是更能接纳的？

景军与周雯静合作完成的《给自己开药方》（时代美术馆·成都馆 供图）

景军参与了5件作品的共创。他与策展人之一周雯静合作，完成了《给自己开药方》：9个抽屉摆在展厅里，里面是来自不同城市、农村9个家庭的常备药。

“社交媒体也有批评，说这算是什么艺术？”但现场更多的是共鸣。此前在北京展览时，就有观众一边看一边分析说，这个抽屉是一个老头的药，那个抽屉是一个妇女的药，甚至有人看着这些药盒掉泪。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景军对死亡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2016年，景军就与人合作，针对国内近800名癌症患者的末期生命质量进行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并收集了50份访谈资料。2021年起，他又带领研究团队，联合多所高校师生开展实地调研，收回200余份问卷与246份关于临终关怀的访谈资料，并通过医务人员了解他们对“生前预嘱”的看法。2023年初以来，团队进一步收集了155份临终关怀叙事文本。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在国内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死亡”渐成热门议题，还有不少高校开设了生命教育的相关通识课程。

景军认为，在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提升、意外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减少的同时，癌症等慢病逐渐成为影响国人死亡质量的重要因素，认识死亡迫在眉睫。

展览学术支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景军在开幕式上（时代美术馆·成都馆 供图）

例如，临终关怀涉及“尊严死”问题，即尊重死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这个概念把死亡的重要性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上，“我”的处置权跟别人没有关系。

但是，景军提醒，在中国，假如一个人的父母要去世了，子女会问父母的意见吗？“可能问的比较少。”他在调查中发现，作为患病的父母，越有可能选择保守治疗甚至退出治疗；作为子女，越有可能希望全力救治。

景军觉得，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死亡问题在中国已日益成为一个需要被重视、需要被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从过去的养老研究逐渐转向死亡研究。然而，尽管景军并不惧怕死亡，成天琢磨关于死亡的学术文章，社会公众却很难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和忌讳，甚至他的相关论文都难以发表。

艺术的出现，带来与学术双向奔赴的契机。

“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成都站现场（余如波 摄）

“将死亡带回生活”的另一位策展人岳明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大约两年前，她和周雯静开始参加景军的社会学课程，其中一门就是死亡社会学。

“我们长期关注身体，都有涉及生育和死亡的作品，这样的议题是非常触动我们的。”两人惊喜地发现，原来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死亡的讨论已经如此广泛，却不为大众所知。

随着与景军的交流越来越深入，她们开始策划一些小型展览，尝试在社会学学术活动中介绍自己的艺术创作。

“从创作到展览到传播，最终带来有实质意义的社会行动，形成一种艺术的社会介入。”周雯静意识到，艺术对社会是可能具有“行动能力”的，“将死亡带回生活”的策展初衷由此而来。

景军觉得，要普及生命教育、死亡教育，让更多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不能只靠一些老生常谈的概念和话题，还得提升语境的新意。“展览就是用艺术语言讲述这件事情，它是一种视觉语言，跟文字语言、逻辑语言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在一件艺术作品面前，不同人的感知和理解不同，焕发出来的想象和潜能也不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将《我把坏掉的我修好了》带到展览时，朱鑫心里并没有底，觉得作品偏向个人叙事，担心观众没有共鸣。没想到，展览带给她很多惊喜，“一位陌生观众含泪拥抱我的妈妈，告诉我的妈妈她很棒。”

朱鑫说，母亲对父亲的想念很“写实”，每每提到他都会红了眼眶，会选择在他的生日、忌日做一桌他曾经喜欢的饭菜，也会在扫墓的时候带上他喜欢吃的水果。只是，死亡一直是朱鑫家里很难平静探讨的一个话题。“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来看过展览后的她，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面对死亡，并且每一种方式都是被尊重和接纳的。”

这也是景军对“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的期许：打破一种根深蒂固的禁忌。“死亡，这一字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被避讳，仿佛轻启此音，便足以引来忧伤与惊惧。”景军说，此次展览试图直面死亡，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而是为了将死亡解释为生命的编码组合和活着的意义延续。

往大了说，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早已渗透进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它不仅是生理的终结，更深深嵌入社会、文化与生态的结构中。因此，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死”？如何更深刻地理解“活”？

“将死亡带回生活”参展作品尝试给出解答。

“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成都站现场，左为王之纲作品《骷髅幻戏图》，右为朱鑫作品《我把坏掉的我修好了》（余如波 摄）

《骷髅幻戏图》是南宋画家李嵩的作品，画中大骷髅以提线木偶的方式，操纵小骷髅作招手状，引来小孩子伸手互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新媒体演艺创新研究所所长王之纲，选取其中“骷髅悬丝”的部分进行数字化转化，通过交互技术，让观众用肢体操控骷髅。此前在北京展览时，有人认为这件作品过于“刺激”，可能引起观众尤其是小朋友的恐惧。没想到，它却成了最受孩子们喜欢的一件作品，大家争相与之互动。

在与《骷髅幻戏图》的交流中，观众对生死、牵挂、操控等的思考被激发出来。这也引发策展团队的好奇：在中国古代或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面对死亡是否并没有那么多禁忌，以至于可以在儿童游戏中融入死亡教育？

“我们对死亡有更多的了解，对生命就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看到死亡的丰富性，才能看到生命的丰富性。”景军觉得，推动死亡教育，应注重传统文化。

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活”。作为本次展览创作者之一，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路桂军认为，应该将死亡从医学的技术牢笼中释放，重置于生活场域、文化星空。

路桂军的作品《我为自己办“葬礼”》，是为自己策划的一场“生前葬礼”，通过亲身躺进棺木、亲历死亡仪式的体验，唤起更多人对死亡的思考与准备。

对于参展创作者，这也是一个不断重塑认知的过程。

艺术家云峰在安宁疗护病房做过志愿者，他向医生询问其对患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本以为是科学主义的送别，却得到了一个特别诗意的答案。

云峰把这句话写在工作室的墙壁上，每日温习；受此促动，他用废弃相纸折成许多飞蛾，把它们粘贴在展厅各个角落，成为一件“隐藏展品”，“好像映射着安宁疗护病房最后那一刻、那一程，医生和患者那一瞬间的交接。”

医生说的那句话是：“朝着有光的地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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