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的一天，虚岁二十的南阳郡督邮朱穆迎来了新任太守。不料这位顶头上司甫一见面，就抛出了尖锐的质问：“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
面对刁难，朱穆倒是很淡定地回答道：“郡中瞻望明府谓如仲尼，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他先是以孔子作比，将太守恭维了一下，随即以颜回自喻，表明自己年纪虽轻，却也并非德不配位。
朱穆不卑不亢地化解了一场职场冲突，但新太守的质疑却反映了古代中国官场对年轻官员的普遍态度。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年轻官员们常常面临着质疑与挑战。他们或是少年得志，或是出身显赫，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很容易在政治风浪中“翻船”。
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邓苗苗
朱穆。
年轻官员少而易受质疑
古代官员选拔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独特的创举。年轻的督邮朱穆遭遇新上司下马威，其背景即是汉代的察举制。史书记载，朱穆是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家世衣冠”，初举孝廉，后为侍御史。
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分为举贤良方正、举孝廉、举直言、举文学、举茂才（秀才）等，包含有自下而上的举荐和自上而下的考察。起初，是在乡党之间观察德行，在官职之上考察能力，有政绩者再察选至中央，作进一步考试和任用。然而，到了东汉时期，察举制演变成豪门世族结党营私、私相授受的工具，《后汉书》评价称，“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越来越多家族背景深厚的年轻人被“选拔”进官场，而年纪稍长、有学识名望的人则被遗忘。
督邮乃一郡之内的重要官员，担负着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等职能，在《汉官仪》中被称为“郡之极位”。因此，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年纪轻轻的朱穆担此要职，自然被质疑——打开晋升通道的，到底是显赫家世，还是真才实学？毕竟他出身当地名门，父亲朱颉在汉安帝时官至陈国国相，祖父朱晖在汉章帝时官至尚书令，曾祖父朱岑与汉光武帝刘秀“俱学长安，有旧交”。
朱穆的回答虽巧妙，却也回避了家世这个关键信息。不过从时人、后世的评价来看，朱穆被认为是“兼资文武，海内奇士”，并且在后来出任冀州刺史时，令数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他还写下了著名的《绝交论》《与刘伯宗绝交诗》，批判时人以权势、财富为交友标准，与贪污腐败、趋炎附势的朋友划清界限。如此看来，朱穆年少入仕确实不是欺世盗名。
随着以考试取人的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古代士人入仕年龄整体也发生了变化。隋唐时期，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意思是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已属年长，而五十岁考中进士科仍被视为年轻。数据更为直观，《文献通考》记载，唐代“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不过，明经取士大多补入中下级官员队伍，进士中第者仕途前景更佳，有志士人更倾向于由进士入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再经历种种流程，大多正式上任时，已不算年轻。
当然，在人才辈出的古代，即便科举难如登天，也不乏年少登科者。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已成佳话。可实际上，张居正在13岁参加乡试那年，就应榜上有名，但当时一名高官顾璘在赞叹张居正“此子将相才也”的同时，动用了手中权力，让张居正落榜了。原来，顾璘认为，张居正这样的大才，若走得太顺，未必是好事。于是，顾璘人为造成挫折，让张居正多历练了几年才正式踏入官场。
“少年得志易翻船”
顾璘不惜以权力干涉张居正的人生，其考量正是后世总结的所谓“少年得志易翻船，大器晚成方为道”。这句话虽不尽准确，却也并非毫无道理。
事实上，即便一些有族势的年轻官员确有才华，他们也将面临家族政敌、寒门入仕官员等的针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落”。
北宋后期名相文彦博，史载“彦博八子，皆历要官”，他的儿子们都凭借他的关系进入官场，其中六子文及甫最有作为，他“初以父彦博荫大理评事”，早早入仕。28岁时，文及甫接到一纸调任通知，“以直龙图阁知陕州”。年纪轻轻且无地方工作经验就主政一州，时人对此议论纷纷，都不是什么好话。宋代朱彧记录其父朱服为官见闻的《萍洲可谈》有载，“当时郡僚戏云：‘本州岛公筵，客将司奉台旨吃炒剥。’当时传以为笑。”门下省谏官苏辙、王觌还在朝会上当面参劾一手操纵这项任命的中书侍郎，说他“非次进用文及甫”的动机是“欲结文彦博”。后来，在北宋后期复杂的党争中，文及甫因其政治立场和关联，被列入元祐党籍，他还曾遭到刘跂的攻讦和诬告，对其仕途和声誉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学家认为，“北宋一代，堪称中国封建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密集的人才群通过科举涌现，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或重或浅的痕迹，其中不乏年少得志的官员，但也许只如昙花一现。
北宋的大臣邓绾，出生于1028年，宋仁宗庆历年间考中状元，堪称年少得志。这样的官员，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却不好。他最为人所知的不是政绩，而是一句“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意思是只要我能当上大官，随你们嘲笑都无所谓。他倒也“言行一致”，王安石当政时，他上书奉承，还写信歌颂，极其佞谀。王安石失势后，邓绾迅速攀附上吕惠卿。然而，王安石复任宰相后，邓绾“欲弥前迹”，又告发吕惠卿置田华亭事。
只不过邓绾汲汲营营，王安石却不领情。王安石对宋神宗说，邓绾“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宋神宗也认为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此后邓绾的后半生在不断贬黜中飘零，在邓州知州任上徙扬州，又因“言者论其奸”，改滁州，最终“未离邓州而卒”，还不到60岁。
邓绾的人生轨迹暴露了一些古代年轻官员的心态，他们很早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但仅仅是为了当官而当官，所有行事逻辑都为此服务，注定走不远。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古代年轻官员在履职决事上也常不被看好。清代道光年间，在一段时期里各省督抚对于吏部选送的年轻官员尤其排斥，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拒收或将其闲置，原因之一就是不久之前有个年轻官员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满。这个官员叫郑祖琛，23岁时出任江西星子县（今江西庐山）知县。他没有年轻官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反而扭扭捏捏甚至不肯坐堂理政。家人催促他办公，他竟吓得大哭，“数月之间，滞狱如同山积”。
邓绾。
最后他是如何升堂的呢？是他的夫人骗他有客人到访，待他整理好衣冠来到大堂，夫人便命人撤去屏风，等候多时的衙役传呼：“大人升堂了！”被赶鸭子上架的郑祖琛这才不得已开始理事。郑祖琛一时成为官场的笑话，鉴于此，许多官员更愿意重用有经验、有能力的资深官员。
能力不足还可以培养，更有甚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早早入仕、早早腐败，自然避免不了翻船的结局。
和珅。
清代和珅19岁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25岁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后骤然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30岁那年，授户部尚书、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和议政王大臣。伴随一帆风顺的仕途和乾隆皇帝的宠信，和珅在极短时间内攫取巨大权力，并通过系统性贪腐聚敛惊人财富。而和珅的下场，大家也都知道了。
年轻官员把年龄改大背后
纵观古代官场，其实对年龄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年轻官员可能被视为活力与变革的代表；另一方面，资深官员则被认为更具经验、更加可靠。在此背景下，年龄具有了“弹性”，视情况而灵活调整。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科举出身的官员聚到一起叙年齿、排辈分，有两套年龄算法，即所谓的“官年”和“实年”。“官年”就是指考中科举时所呈报的年龄，“实年”则是真实年龄，年龄造假显然成为公开的秘密。
同时还有“举子减年，任子增年”的说法，意思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减年（把年龄报小），而荫叙出身的增年（把年龄报大）。这是因为科举出身的希望延长仕途；而靠家族背景的则希望显得更成熟可靠，也尽量避免招致别人眼红而在宦海中经历不必要的风波。
当然，也有少部分因年纪太小就科举入仕的官员希望看起来更成熟。比如寇准少年折桂，18岁就中了进士当了官，宋太宗十分看好他的政治才能，且认为他有宰相之才，但担心他太年轻了，提拔起来难以服众。相传，为了顺利晋升，寇准四处搜寻偏方想要把胡须变白，功夫不负有心人，吃了几年何首乌配白萝卜，白胡须的寇准终于顺利当上了宰相。传闻不可尽信，但从侧面显示了那时官场将年龄与实力挂钩的普遍看法。
寇准其实证明了，年轻并不等同于能力不足、品行不可靠。同样的还有战国时期的甘罗，12岁就出使赵国，善用计谋，帮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他凭借功勋，得到秦王嬴政嘉奖，官拜上卿（相当于丞相）。而甘罗此次也绝非凭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相国吕不韦属下的一个官员。
其实，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对年轻官员的质疑，归根到底还是在意他们是否名副其实、能否胜任职位。年轻本不应成为枷锁，但要有效回应质疑，关键在于是否严格依制度选拔，是否保证过程公开透明，是否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取信于民，树立起选拔年轻官员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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