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武叔在朝堂上的一句话惊爆了整个政界，他说“子贡贤于仲尼”，认为子贡比孔子更贤能。子贡听闻这件事后，羞愧难当，连忙谦虚地说，自己的学问浅显易懂，像“及肩”的矮墙，外人站在墙外就能看到里面的情况，而我老师孔子的学问犹如“数仞”高墙，如果不进入门内，就看不到墙里面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典故“万仞宫墙”由此而来，并透露了古代关于墙的文化密码，墙的高度与形制，与权力合法性的建构、社会阶层的空间固化存在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 无论是平民的四合院、官僚的府邸还是帝王的宫室、坛庙、陵寝,或者是政府的衙署、僧道的寺观、文人的园林, 大多掩映在重重的高墙之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珺认为，墙除了御敌、防火与审美功能外，在中国建筑的礼制规范和等级划分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
宫城之墙：皇权威仪的象征
古代皇宫门禁森严，须持证出入。除了官吏，宫中其他人员也需佩戴作为出入凭证的腰牌。图为明代皇宫厨子的腰牌。
天刚泛鱼肚白，宋仁宗已经坐不住了。他得知生母在永定陵为父皇守陵后，思母心切，不等天亮便要出宫去看母亲，策马扬鞭至城门口，守门将军将其拦下。将军只知是宫中的官家，看不清暗处的正是皇帝，便说：“依《监门式》，监门官只持左契，需得大内钥匙库掌右契”，“这《监门式》规定，四更一点才能开”。后来宋仁宗亮明身份，将军也不敢阻拦，只好乖乖打开城门放行。
这是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情节，其中提到的《监门式》是古代针对皇宫及城门警卫制定的法规体系，其核心内容涵盖宫门启闭时间、夜间出入程序及违规惩处标准。该制度可追溯至晋代《卫宫律》，至唐代发展为《卫禁律》，要求宫门夜间关闭后开启需经皇帝亲笔敕令、符节勘验等严格流程 。宋代延续此制，对擅自开闭宫门者施以徒刑至绞刑的重罚。如不按规定时间开启城门，则要根据城门位置处以不同的杖刑，“殿门杖九十，宫门及宫城门杖八十，皇城门杖七十，京城门杖六十”。城门距离皇帝越近，受到的杖刑越重，以保证皇帝人身的绝对安全。
“宫禁之门，法最严密”，但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一名叫麦昭吉的工匠趁入宫干活之机，在包袱行李中暗藏刀剑，居然过了多道门的安检，从皇城门进，历宫城门，直到殿门，无一守卫发现。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该工匠要对宋仁宗行不轨，但他携刀剑之事被人发现后，还是被打入大牢，各个大门的监官守卒也被依法严惩。
此事被记载于明代丘濬所著的儒家经典《大学衍义补》中，他感慨“祖宗于门禁出入其法最严”。古代都城通常采用“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的多重结构，门禁制度森严程度从外到内依次递增。各个城区被围墙隔离，普通人若要在都城中穿过重重围墙进入皇宫，几无可能。明代对官吏所佩带的腰牌有严格规定，不同级别、身份的官吏佩带不同质地、形制的腰牌，不得僭越，无牌不许擅入宫禁，违者治罪。
而宫墙之形制、颜色，无不表征着皇家之威仪，比如，明清的北京城只有皇宫等建筑围墙才能饰以红色,其余大多数建筑只能是灰色墙面。
文物专家单士元曾于1924年参加过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他对故宫建筑艺术多有研究。单士元在著作《从紫禁城到故宫：营建、艺术、史事》中介绍， “千门万户的宫殿，是三重城墙包围之下的‘城中之城’，外观上十分规正，完全是正式城墙建筑，有大城砖、清水墙，上面有女儿墙垛口。”紫禁城的城墙全系磨砖对缝细砌，瓦工术语为“五扒皮砖”，就是五面砍磨。“城墙四周绕以护城河，用条石砌岸称筒子河。波光城影，庄严之中给人以玲珑剔透之感。这是中国古代‘城’的最高建筑形式，而这座城只住一户人家——皇家。”
衙门之墙：“权力围城”下的官民鸿沟
雍正七年（1729年）的一天，直隶总督府发生了一起“鬼”翻墙的“超自然”事件。那天深夜，直隶总督唐执玉正在府中办公，忽闻书房外传来哭声，便命丫鬟查看，丫鬟久久不回，唐执玉走出书房，只见丫鬟已惊厥倒地，又见一“浴血鬼魂”跪于阶下，声称杀死自己的真凶是张三而不是李四，而县官误判他人。“鬼魂”描述死者衣着后，翻过府衙围墙走了。
次日唐执玉重审，发现死者衣着与鬼魂所述吻合，遂坚信冤情存在，推翻原判改定张三为新凶。幕僚对唐执玉说，原案证据确凿，审理流程规范，单凭“鬼魂”申冤就改判是不是太儿戏。幕僚问唐执玉鬼是如何离开的。答曰：“越墙而去。”幕僚反驳说：“鬼有形无质，当奄然隐去，何需翻墙？”于是，二人勘察越墙处，发现新雨后屋顶有连续泥迹，从内墙延伸至外墙。幕僚推断，此“鬼”为活人假扮。后来审问李四案情终于大白，李四明白常人无法进入衙门，寄希望于“鬼”，买通身手矫健者翻过重重围墙，来到总督居所扮鬼意图翻案。唐执玉醒悟，恢复原判，但为维护官威未深究造假者。
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袁枚的《子不语》均记载了这个故事。唐执玉是康熙年间的进士，曾任大理寺卿、左都御史，以平反冤案和弹劾权贵而闻名，《清史稿》评价他“懃懃施惠”。换个角度看待这个故事，若平民百姓遇到冤假错案，该如何向“青天大老爷”申冤？翻墙？搞怪力乱神？那终究是胆大者僭越法律之举，实际操作起来几无可能。
“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阴曹好入，衙门难进”，这些古代谚语无不讽刺官僚机构层层设防，“门难进、事难办”。
正如皇权通过州（县）官牧民的治理模式下放权力，古代衙门可以视为皇宫的微型复刻版。衙门通过三重门禁系统，将权力中心层层包裹，形成“难进”的物理基础。正门一般为三开间屋宇式建筑，每间两扇黑漆门，共六扇门，故俗称“六扇门”。门前设照壁、八字墙，甚至石狮，制造森严压抑氛围，平日仅开东侧两扇门供出入，西侧门专供押解囚犯或处决犯人使用，所谓的“出西门”就是即赴刑场。第二重门为仪门，常年紧闭，仅在新官上任、上级巡视或重大典礼时开启。最里头的宅门是通往官员住所（内衙）的最后关卡，钥匙由官员亲自保管。衙役书吏仅能至宅门口，内务由官员私仆处理，内外人员严禁越界。府衙内，审判、办公与居所又被内墙层层隔离，形成了与皇宫“前朝后寝”类似的“前堂后寝”的格局。
而门簿制度、谒禁规则等无形之墙，更将普通百姓隔绝于府衙之外。宋仁宗晚年首创谒禁与禁谒，分别要求官员不许接待来访者，也不许拜访别人。这项规定最开始是为了遏制官场请托之风和山头主义而设，后来官风没整顿好，反而被推广至百司衙门。凡是府衙，门前必立谒禁的木牌，谢绝任何形式的来访、信访。大理寺、台谏等还要加上“不许出谒”的提示，要求坐班人员不得外出。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官衙成了妥妥的“权力围城”。此种规定，又如何让官员“脚上带泥”、了解民情呢？
到清代，衙门的状况变本加厉，即便来访者有后台，到了府衙，负责通报的胥吏还得收取“门敬”才给办事。清代光绪年间，庆亲王奕劻权倾朝野，庆亲王府大门口收的“门敬”每年竟然有几十万两白银。
咸丰十年（1860年），署理福建布政使的张集馨去拜见上司闽浙总督庆瑞。庆瑞的门丁张七不仅索要“门敬”，还要足色的库平银。张集馨第一次去不懂规矩，给了洋元，张七一怒之下把银元扔回给他。张集馨急于拜见总督上司，只得让家人再送来银子补足缺额方才进门。以后他每次去见庆瑞，都把进门银的分量、成色给足，才少了进门的烦恼。张集馨由此感叹：“晚年薄官，乃受奴辈荼毒。”
相较物理之墙，权力的封闭、官员的冷漠、胥吏的猖獗，形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高墙，其横亘于官与民之间，致使二者间鸿沟难消，由此引发诸多的基层治理危机，日积月累侵蚀统治根基。
在官府之外，还有层层城墙。进入城门需出示路引等证件。在都城，只有皇亲国戚和官员能进入皇城，官员遵循“门籍”制度，出示门牌经核验才能入内。
城市内，宵禁制度与森严的网格化管理犹如一堵堵墙，将不同阶层、群体隔离。唐代的长安借鉴汉代的里制，分区域修建垣墙将居民区隔成108坊。入夜后，坊内之人被限制于本坊内活动。据《唐律疏议》规定，擅自翻越坊市围墙或破坏围墙者均会受到杖刑处罚，此外，如果不按时开闭坊门，也会被视为与越垣之罪相同。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座，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座，栅栏门晨启昏闭。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但“前门大栅栏”这样的地名，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城中城、墙中墙的形制对社区自治固然有积极作用，但有学者认为，整体来说这是典型的权力化布局，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室与官僚阶层对安全性的追求，禁锢了城市居民的思想与活力。日本中央大学专攻中国都城史的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认为，这种城市格局“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当“墙”作为一种建筑或一种文化，从庙堂、城市进入宗族生活，“墙”的意义对家庭、个人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愈加深远。
宗族之墙：古代礼制的物化
紫禁城的城垣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代虽有重修，但整体城垣的规模和布局依然保持初建时的原貌。城垣两侧砖的表层用细泥澄浆砖“乾摆”砌筑，因此表面光滑平整，既美观又有防止攀登的作用。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家训《涑水家仪》中讲：“妇人无故不窥中门”，这里的中门就是二门。古代贵族女子必须遵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踩”的规矩。在《红楼梦》中，荣国府的男士的公共活动区在二门外，也就是头门和二门之间的区域。会客厅、茶室、书房、办公室，都在这个区域。二门内为内帏，专属于未婚女子。贾宝玉每天只喜欢在内帏厮混，他爹贾政尤其痛恨其不守礼制规矩、不务正业的性子。
贾宝玉终于被贾政揍了，整个过程发生在二门外。此处为男性活动和执行家法的场所，女性不得染指。直到贾宝玉被揍完贾母将他带回自己的房中，宝钗、香菱、史湘云等人才敢来看望。这时袭人见众人围着，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来到二门前，令小厮们找了焙茗来细问：“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这个细节值得玩味，袭人在这般要紧时刻也不能跨出二门，可见贾府中“内外隔离制度”之森严。
《墨子·辞过》中说，“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在古代社会，这种隔离制度非常严格，相应的，反映文化的建筑首先把女性封闭在围墙之内，再通过内墙的设置进一步将她们限制于 “寝”和“屋”。
因而，“墙”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跳墙”则被染上了挑战伦理的色彩。《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导致“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认为，“钻穴逾墙”是悖越礼制的行为，所以，古代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即便恋人相爱，隔着一道物理与礼制的高墙，再怎么挣扎终究无济于事。
在古人的风水观念中，墙还与房屋的风水有着很大的关系。西汉焦赣所撰的易学著作《易林》中说：“千仞之墙，祸不入门。”古人用照壁、封火墙等装饰宅院，达成功能与审美的和谐统一。在岭南地区，不少宗族祠堂大多采用镬耳墙，其墙体越高大，越能体现出宗族在当地的地位。其状如官帽，传达了人们对仕途升迁的向往之情。当了官身处衙门，那又是另外一番墙内风景了。
“小到一组建筑群, 大到一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一方疆界 ,都由墙来完成围合的使命。”贾珺认为，从家庭、城市到国家，古代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生活在墙的空间里。“墙也代表了一种相对保守、自足、内敛的文化心态。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 除了儒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进取的色彩外, 道、释和儒家的大部分思想,都带有相当的封闭、保守的态度,追求和谐、安全的生活,墙由此成为很好的依托工具。”
因而，拆围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它既是打破物理隔阂、促进交流融合的必然之举，更象征着对封闭心态与森严等级的破除，代表着拥抱开放、寻求沟通与理解的时代精神。从实体之墙的消解，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拆围本身已成为一种深刻的隐喻，映射社会顺应时代从内部守护转向外向联结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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