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娥是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在某种意义上，其垂帘听政期间，对传统皇权制度有了不小的解构。
譬如发生在明道二年二月乙巳（1033年3月12日）的入祭太庙的事件，刘娥主祭。此时距离刘娥病逝还有49天。这一次祭太庙非同寻常。太庙是皇室的宗庙，里面供奉着历代皇帝宗亲的灵牌。祭太庙，就是皇帝去祠堂祭祖，怎么可能由刘娥主祭，并把宋仁宗排斥在外呢？
但从《宋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看，当时并没有辅臣对此表示反对，这似乎意味着朝廷上下已经有了某种不宣于口的对最高权力的默契。
若干年后，宋仁宗养子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曾对宰臣们讽刺说：宋仁宗那家人哪懂什么君臣、懂什么事体！从传统价值观出发，类似刘娥祭太庙的行为显然也是对事体的破坏。
刘娥崩后第二天，宋仁宗御皇仪殿东楹，号恸见辅臣，说：“太后病危不能说话，却仍然多次拉身上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她是想说什么呢？”参知政事薛奎说：“太后意在衮冕！然而如果太后穿着衮冕下葬，何以见先帝呢？”宋仁宗一下子就明白了，最终让刘娥穿着太后服入殓。
人类对特定行为的理解，通常需要借助具体的场景。在此意义上，刘娥崩逝时在场的宋仁宗，原本应比外围的薛奎更能读懂太后的心思。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23岁的皇帝还是一个政治小白。
在刘娥的遗诰中，有一句是：“皇太妃与吾同事先帝，并佑圣躬，宜尊为皇太后。皇帝听断朝政，一依祖宗旧规，如有军国大事，与皇太后内中裁制。”她要把自己的好闺蜜杨太妃尊为杨太后，今后但凡有军国大事，宋仁宗还要与杨太后一起裁断。
这个遗诰被宣布了之后，百官就去内东门恭贺太妃尊为太后。这个时候，御史中丞蔡齐站出来表示反对，让台吏们先不要排位，他对宰执说：“皇帝年纪这么大了，早已知晓天下情伪，今始亲政，还适合让女后相继称制吗？”宰执们不能定夺。
这一天是刘娥崩逝的次日，三月乙未（5月1日），那些聚集在内东门的百官们，到底进没进去恭贺杨太后，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大家伙儿都散去了，等候新的裁决；不然他们要在那里站一整晚了，因为宋仁宗当时也是呆若木鸡状，不知道该拿这个遗诰怎么办，无法即刻给出决断。
一直到了第二天，四月丙申朔（5月2日），还是没有主意的宋仁宗下诏求助，才在辅臣们的帮助下，删去了“如有军国大事，与皇太后内中裁制”这句话，但仍然尊其为“太后”。所以百官无论早晚，终归是去了内东门恭贺杨太妃尊为杨太后了。
刘娥的遗诰内容，杨太后想必是知道的。当百官在内东门外闹哄哄不知是去是留时，不知她在宫内听闻了内心是何感受？不过，她似乎并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大的女性，对接下来反转的现实并没有表现出抗拒。
刘娥似乎也从内心鄙视宋仁宗，将其视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她崩逝前拟定的遗诰，不知是否和宋仁宗有过商议，而已经23岁的皇帝对杨太后参与裁断的表述，竟完全没有异样的反应，照本宣科了遗诰后，要待百官去内东门恭贺杨太后时，御史中丞蔡齐跳出来反对，他才知晓其中利害。
一个在原有权力架构下，和执政宰臣简单商议就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却需要通过下诏求助的方式，闹得士林皆知。当了十几年皇帝的宋仁宗甫一亲政，就以近乎菜鸟的青涩姿态昭告了自己的短板。
按照苏辙的记录，刘娥崩后，宰相吕夷简以太后有遗命为由，不仅要求册杨太妃为太后，还支持她“垂帘”。他的这个表态令其他辅臣“多不悦”，御史中丞蔡齐跳出来反对后，才把吕夷简压了下去。而吕夷简感叹道：“蔡中丞不知吾心，我岂是愿意让杨太后垂帘的吗？实在是仁宗年方少，宫禁中的事他没有主张啊。”
可能没有人比宰相吕夷简更了解，23岁且在御座上坐了11年整的皇帝，是个多么“没有主张”的人。
从这个角度理解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才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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