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省慈利县发生的溶洞污染事件，引发公众关注。目前，当地已对4名责任人停职检查，并开始采取措施清理垃圾。不过，整个事件一波三折。舆情发生前期，持续关注该事件的博主收到慈利县龙潭河镇竹峪村党支部书记卢志富的一段威胁语音：“要遇到有人在我们天坑拍照的话，就给我打，都是些坏家伙。” 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汹涌舆情，当地有关部门选择在半夜时分发布通报，这种操作又被舆论质疑为“降低关注度”的被动应对。

面对质疑，湖南省慈利县龙潭河镇人民政府回复公众，表示卢志富发表不当言论，引发舆情，造成不良影响，已对卢志富作出停职检查处理。

6月3日拍摄的湖北慈利县东岳观镇彩球村大田坑溶洞（无人机照片）。（陈振海/摄）

慈利县溶洞污染事件暴露了某些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的短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均告诉记者，网络信息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便捷、多样，以前“传者主导型”的新闻传播模式受到挑战，“受众主导型”模式对舆情应对和处置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在舆情易发频发的互联网时代，有的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经验不足，部分基层干部在舆情处置的认知和能力上亟需提升。

“捂盖子” “睁眼瞎”不可取

今年5月，吉林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几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其中就包括，农安县政府办公室处置重大舆情不力的问题。

2020年，当地政府承诺农安县合隆镇的“桃花源著”回迁房项目将完成，并交付村民入住，结果三年过去了，房子没盖完，开发商却建了一堆别墅。2023年底，村民反复投诉房屋质量问题和拖延工期。当年11月，上级转办村民投诉，农安县政府拖了半年才重视。直到2024年5月，网上舆情爆发，关于“桃花源著”项目烂尾、质量低劣、官员不作为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一些村民控诉的短视频和图片把农安县推上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地方政府公信力遭受重创。最后，农安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5人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最近发生的两起事情，同样暴露出某些基层党政机关处置舆情不当。

今年7月，湖南湘潭县尹某反映，其妻和湘潭县一公职人员肖某多次开房。尹某去找肖某时两人发生冲突，被打成轻微伤。7月8日舆情爆发，掌握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权的肖某仍在正常履职。7月9日，该局官网撤下肖某的职务信息，但拒绝回应“是否曾对肖某进行岗位调整”等问题。而湘潭县纪委在通报中仅表示“将依规依纪处理”，未说明5月至今的调查进展，这种“程序性回应”被网民批评为“拖延战术”。目前该事件仍旧没有实质性进展。

日前，河南省鲁山县花费715万元建牛郎织女雕塑一事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早在两年前，鲁山县住建局局长党某某被免职，平顶山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审查，表示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然而，公众苦等两年没等来后续结果。舆情出现后，甚至还出现了鲁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辱骂采访记者，评论此事的自媒体博主被陌生人发威胁邮件、提及其孩子身份证号和住址等不和谐事件。

近年来，有的领导干部将舆论监督当洪水猛兽，面对舆情仍旧抱着“护短”思维，宁可“捂盖子”、当“睁眼瞎”，最后，小舆情变大舆情，甚至引发次生危机，损害基层政府公信力。某些党政机关和基层政府面对舆情时反应迟滞与程序空转，错过黄金处置期；抑或方式失当，滥用公权力掩盖真相，硬性管控激化矛盾。这些错误的处置方式，往往引发社会舆论反弹，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从“捂盖子”到“开窗子”

今年6月，有游客反映，6月1日他与家人在安徽泾县旅游时，因停车问题与当地饭店老板产生争执，后遭多人殴打，引发关注。6月6日，安徽泾县文旅局发布通报称，向游客蔡某及其家人表示诚挚的歉意。次日，涉事的餐馆被关停，事发地附近还增加了一个停车场 。

6月8日，泾县就 “游客被打” 事件发布通报，3 名打人者被行拘，涉事餐馆停业整顿，5名公职人员被追责。从事件曝光到联合调查组介入，再到处罚结果公布，用时短、动作快，展现了当地政府对舆情的重视，以及处置舆情的及时、合理。

其实，舆情应对的 “教科书” 式操作，有不少先例。早在2015年，深圳“12·20”滑坡事故发生后，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在消息公布后半小时内，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鞠躬道歉，成为首次对安全事故公开道歉的最高级别地方主官。当时，媒体认为，政府部门也因此掌握了该事故舆情应对的主动权、主导权，及时抑止了舆情次生灾害，为事故顺利处置争取到了舆论支持。

在基层，面对重大舆情事件“顶格回应”，也成为危机处置、舆情应对的基本法则；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提高舆情回应能力已是 “基本功”。

2022年，时任安徽省肥西县委书记陈伟直面舆情的情景引来不少网友点赞。当时，一小区居民反映的物业和违建等问题，现场气氛较为激烈。凌晨1点多，陈伟来到现场，拿着喇叭在现场讲话。视频中，陈伟语气平和，思路清晰，实事求是，7分多钟的视频中，不时响起群众的掌声和叫好声。

地方党政“一把手”亲临舆情现场，是化解公共危机的关键举措，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平息事态本身，更对重塑政府公信力、优化治理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当然，党政机关或政府“一把手”亲临现场处置舆情只是开始，公众更加在意当事人的承诺是否兑现，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比如，陈伟到舆情发生地调解后，该小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物业更换程序、酒店违建认定、雨污分流、行政区域划分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陈伟兑现了承诺，维护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网友因此称之为“接地气的好书记”，并说陈书记应对舆情的方式堪称“教科书式”。

从四个维度提升舆情风险防控能力

以往，部分地方官员面对舆情，本能倾向于“内部消化”。这不仅仅是为了规避直接问责带来的个人风险，还源于对信息公开、舆论监督的不适甚至恐惧。还有的地方部门仍把沉默视为避免火上浇油的“成熟策略”。实际上，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及时，舆论场立刻被猜测、质疑乃至谣言填充。

“一般认为，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有‘黄金 24 小时’法则，即要在事发24 小时内及时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不过，应对舆情的制度建设与技术应用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抢时效而疏忽了真实。”某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动员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怎么回应，还要分情况。总而言之，回应内容要围绕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关键，要实事求是、言之有据，做到态度亲切、自然，表达准确无歧义。还要规划多元化沟通渠道，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网络大 V、专家等，加强与网友的互动交流，扩大发布信息的覆盖面和透明度。”

当前，不少地方政府与党政机关单位建立了舆情工作领导小组。有的单位甚至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舆情案例对比分析，提高应对舆情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层干部在面对舆情压力时首先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统筹兼顾表象问题与深层问题的策略。其中，深层问题直击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底层现实困境，而表象问题则亟须平息舆情热度、减轻舆论压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崇辉认为，基层干部应当秉持“疏胜于堵”的基本原则，回应民众合理诉求，通过信息公开、情绪疏导等方式缓解社会焦虑。

江西省委党校科社（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姚亮指出，在舆情风险防控体系中，部分基层干部在认知上看不清“风险全景图”，把不准舆情风险的演化趋势，对风险与态势等缺乏足够认识；在导向上，盲目追求“零舆情”的考核目标；在职责上，存在错位现象，将舆情风险防控视为宣传部门的工作，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在协同上，部门之间存在数据壁垒，无法及时分享数据，造成错失最佳应对时机。姚亮认为，亟须从认知升维、制度迭代、技术赋能、协同攻坚四个维度提升舆情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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