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印度政府宣布将在2027年3月前完成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并同步恢复自1931年以来中断的种姓普查。
虽说此举旨在厘清种姓人口分布及社会经济状况，推动资源再分配，保障达利特等弱势群体权益，但种姓数据一直是印度社会“不可说的秘密”“隐秘的伤疤”，人们对种姓分类标准、统计的科学性等方面存在重大争议。从1872年印度首次进行人口普查以来，种姓普查一直是印度社会的“敏感话题”，不少种姓群体因为种姓问题掀起社会运动。
“名亡实存”的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雅利安人（又称旁遮普人）入侵，最终形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还有被称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人。
职业世袭、内部通婚、等级森严、社会隔离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主要特征。印度1947年独立后，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现实仍残酷。种姓根深蒂固的影响渗透到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次挑战。比如，一个在孟买当程序员的吠舍，回到老家可能被逼给高种姓邻居擦皮鞋。社会学家阿希斯·南迪指出：“当低种姓学生踏入教室后，会发现教授全是高种姓；在他们申请助学金时，表格分类依据是祖父时代的职业，这就是活在时间错位中的苦难。”
1951年，为避免社会分裂加剧，印度政府叫停种姓普查。1961年政府允许各邦基于自己的调查编制“表列种姓”，但不能进行全国性的种姓普查。1980年印度曼达尔委员会为“其他落后阶层”保留27%席位的建议，使种姓数据成为政治焦点。近年来，比哈尔邦、特伦甘纳邦和卡纳塔克邦等邦开展了各自的种姓调查，以指导福利计划和保留政策的制定。
不过，种姓普查的复杂性远超想象。自种姓制度产生起，每个等级分化成更小的集团，即亚种姓，现存4000余个。而且身份认定充满流动性，统计难度极大。比哈尔邦此前进行的种姓普查便凸显了其操作的困难程度，27万名普查员耗时一年才完成1.3亿人的数据收集，婆罗门群体中仍有17%拒绝申报种姓。1990年，印度时任总理辛格还因照顾印度弱势种姓的“曼达尔方案”，引发全国性辩论和种姓间的冲突和混乱，最终以下台收场。
另一方面，印度的人口普查也迫在眉睫。上一次印度人口普查还要追溯到2011年，当时全国人口约为12.1亿。按规定，接下来应该是2021年，但因2020年受疫情影响而推迟，2023年和2024年又忙于大选，腾不出手。从2021年拖到2027年，6年时间足够一个婴儿从出生长到上小学。14年过去，印度人口已飙升至14.38亿，但政府的公共分配系统、医疗资源分配、选区划分和失业率统计等，都是靠2011年的人口数据来定名额。信息缺失削弱配给体系效力，动摇了国家福利体系的根基。更严峻的是，数据滞后让印度经济预测沦为“算命”，所有的决策像“盲人摸象”。
种姓普查重启的背后
2023年12月，在赢得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这三个关键邦的邦议会选举后，莫迪对国大党在上述3个邦进行种姓普查进行了间接回应：“有人试图在选举中借种姓使国家分裂。于我而言，印度只有4个种姓：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他痛斥反对党搞种姓分化，称种姓普查的支持者为“分裂势力”。
然而一年半后的现在，莫迪政府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极力推动种姓普查。《铸币报》认为这是选举政治博弈的结果，考量涉及多重因素。
莫迪出身吠舍种姓，属于印度社会的自由平民阶层，但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传统上依赖高种姓与城市中产支持。虽然印度人民党在2024年大选中赢得连任，但席位大幅下滑，且未能实现单独多数。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其他落后种姓”群体密集地区表现不佳有关，特别是在传统中低种姓群体中的支持率下降。地方普查显示，这些邦弱势种姓的占比高达63%，他们的选票决定选举的胜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大党牵头的在野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提出的“人口占多少，权利给多少”的动员口号旗帜鲜明，获得大量中低种姓的支持。
国大党这种基于规模的平权诉求，严重挑战了印度人民党标榜的“发展优先”叙事。为了将种姓普查从政治禁忌转化为精准资源分配与财政计划编制的变量，莫迪政府提出数据治理思路，着手把种姓数据与身份识别系统、社会福利卡等数字身份整合，建立跨部门的分层治理数据库。
此外，目前各邦已经开展各自的种姓普查行动。以比哈尔邦为例，种姓议题在这个邦影响力巨大，早在2023年就已完成邦内的种姓排查。统计数据表明，“其他落后阶层”和处境更加恶劣的“极端落后种姓”合计人口占比高达63%，远高于全印配额的27%。随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也纷纷提出希望进行地方种姓普查，并争取扩大相应的配额。
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局面，印度人民党和中央政府如不统一开展种姓普查，很有可能会因缺乏最新数据而失去政策主导权，地方碎片化势力势必趁虚而入，将种姓政治的议程控制力分而食之。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性时间表的倒逼和催化下，种姓普查也成为必要操作。根据印度宪法，全国议会席位划分被冻结至2026年，此后必须依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如果按照此时间表重划议席，未来10年各邦议席数量、政党权力结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将受影响。人口数据是否包含“种姓信息”，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未来10年资源分配逻辑。
种姓数据最敏感的雷区在于“预留制度”，即政府为弱势群体保留教育、公职名额。现行50%的配额上限建立在百年旧数据上，若普查证实弱势群体比例扩大，配额必然上调，直接冲击高种姓利益。印度人民党希望尽可能控制数据主动权，避免发生打破50%配额上限的激进改革，并将种姓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挂钩，弱化在野党单纯基于规模的种姓动员。
政党博弈更加激烈
作为印度政治的核心议题，种姓普查背后交织着印度人民党与国大党等反对党的激烈较量，直接反映了印度社会结构和政党竞争的复杂性：印度人民党将全国种姓普查视为巩固权力的策略，通过数据整合强化其对底层种姓的动员能力，但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对立；而地方政党则要求按种姓重新划分选区，谋求利益最大化。在当前复杂的政治语境下，种姓普查很可能沦为政治操弄的“选票杠杆”，被各方势力用来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如同被贪婪的手所操控的工具。例如，比哈尔邦政府因普查结果将配额从50%提至65%，实为年底邦选举拉票。
作为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常常打出社会公平、弱势种姓赋权的旗帜，吸引了大批低种姓选民的支持，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群体。在2024年6月莫迪第三次就职后，印度人民党未能赢得人民院过半席位，被迫组建联合政府，这削弱了其政策执行力，为国大党提供了攻击窗口。
利用种姓普查议题，国大党对莫迪政府发起系统性攻击。该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频繁指责印度人民党如同在政治棋局中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布局：借普查之名加剧种姓分裂，以转移经济治理不力的舆论压力；试图迎合低种姓选民的需求，争取更多的选票支持，重建自身选民基础，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
国大党揭露莫迪政府“预算造假”，普查所需资金远超政府拨款，更像是“作秀工程”。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2011年普查耗资700亿卢比，而此次数字化升级成本恐将翻倍。
种姓普查的结果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尚不清楚。有观点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拥抱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种姓普查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加剧分裂的“导火索”。如何在实施种姓统计的过程中谨慎权衡各方利益，在数据与民主、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是对莫迪政府的重大考验。
种姓普查的成败取决于后续政策执行与利益平衡，若政策仅停留在数据收集层面，而未配套实质性改革，种姓普查可能从“社会公平的测量仪”异化为“国家撕裂的催化剂”，最终将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稳定。反之，若结合包容性政策，或为印度社会转型提供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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