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筱蓉
我的姑妈周良姝，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姑妈少年时便开始记日记，如今八十多岁了，仍然坚持记日记，内容多是些日常琐碎。
周末，我和爱人去看望姑妈，她正在整理多年前的一些日记本。那些日记本有的边缘早已卷翘，经不起翻折，有些地方甚至脆得像风干的枯叶，稍微一碰就簌簌往下掉纸渣。
从一本老旧发黄的日记本里，我意外得知，姑妈的外公曾海门，竟然是受人敬仰的文学大师艾芜的恩师。这段湮没在岁月深处的师生渊源，要从艾芜的童年时代说起。
艾芜的父亲是位乡村教师，在艾芜年幼时，便常常带他到教室里旁听。起初，艾芜随父亲在新繁翠云山小学（又称高庙子小学）启蒙，后又被父亲带到罗汉寺小学和火神庙小学去读书。因年纪尚幼，艾芜便一直跟随父亲辗转，在父亲的班级里学习，单是小学三年级，就反复读了几回。
一日，教育督导官万克明到新繁县，主持了一场全县小学生会考，考场设在昔日的繁江书院——彼时的县立高等小学。发榜那日，艾芜挤到高等小学校门口看红榜，见自己在全县三年级考生中考了第一名，还得了香皂、脸盆等奖品。他捧着奖品一路雀跃回家，家人见了满心欢喜。虽说对一个连读几届的学生而言，这算不得多光彩的事，但“头名”的荣耀与实用的奖品，让小院里漾起了久违的笑声。
这次鼓励像一粒火种，悄然点燃了艾芜的上进心。转年开春，他竟考上了高等小学。全家喜气洋洋，母亲取下房檐下风干的腊肉，加上萝卜、白菜炖了满满一锅，油香混着欢声笑语，在屋里屋外久久萦绕。
艾芜入高等小学被分到十一班，姑妈的外公曾海门，便是他的国文教师。曾海门身材高大，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边框眼镜，他在这所高等小学执教直至退休。他是清朝秀才，是校园里少有的新旧学兼通之人，无论在学堂授课，还是家中闲坐，他总捧着《新青年》《新潮》这类新刊物细读，还常常叮嘱晚辈“多读书，读好书”，给晚辈讲很多励志的故事，比如凿壁偷光、孙敬悬梁、苏秦刺股等。
曾海门性情温厚心地善良，家境并不宽裕，但他常常匀出粮食接济贫困的邻居与学生。他为人家写祭文，敢用白话打破旧例，可在课堂上，对学生却坚持“先通古文，再习白话”的主张。他精研《段氏说文》，常说：“古文是根，根扎得深，白话文才能长得茂”。可是学生们把提倡新文化作白话文的人，放在至神至圣的地位去尊敬，他们也更信服杂志上的新派文章，连曾海门推崇的《古文观止》，也少有人静心品读。
艾芜，便是一个偏爱白话文的学生。每星期交作文，不管老师喜恶，艾芜总自顾自写白话文稿，他觉得用自己所喜欢的白话文来写文章，会比古文写得更清楚，也比之乎者也更畅达。
一次自由作文，艾芜顺带交了一首白话诗，这首白话诗的遣词造句让曾海门非常吃惊，在他的学生中还没有谁能写出这样风格独特、文句浅显明白的白话诗。曾海门同时也有些不悦，疑心艾芜是在别处抄袭的。艾芜将这段往事记录在《艾芜文集》第一辑“我的幼年时代”135页里，他写道：国文教师曾海门，将诗卷一字不改地，发还给我，并带点愠恼的神色，责备地问：“你在啥子报上抄来的！？”我便把我写的草稿，连忙拿出来给他看。他的脸这才有点红了起来，同时却又有些高兴地说：“让我再看看！”教师曾海门一向习于作旧诗，在文学方面，他只喜欢胡适之的有韵白话诗，对于无韵诗还不大十分赞成。故把我的无韵自由诗句，全改成有韵的。这在教师方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了，而我心里却总感到有些不快。
少年对文字的执拗，大抵如此，喜欢接受新事物的他们把《新潮》或《新青年》杂志上的老师看成真正的老师，自己国文老师说的话，并不完全听得进去。
这事后来传到了家人耳中。一天，曾海门和他女儿（也就是姑妈的母亲曾繁英，当时在彭县一所乡村小学教书）闲聊，曾海门谈起自己的学生艾芜以及那首白话诗，父女两人还就“新旧文风”讨论了大半天。
那次事件后，曾海门对这个瘦瘦的男孩子多了几分关注，他发现艾芜对文字有敏锐度，又特别爱学习，有一股钻研不止的精神和过人的才情，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学生。对于这样的学生，曾海门总存着几分偏爱。于是闲暇之余，曾海门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艾芜带到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他讲解古文和白话文各自的妙处和精髓。有一次放学后，两人一路闲谈，不知不觉间，曾海门竟把艾芜带到了家中，将自己积攒多年的藏书赠与他，又亲自送艾芜回学校，这才转身返回。艾芜渐渐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也认同“要把古文学好了，才能把白话文写得更好”的道理，愈发用心地兼顾学习古文与白话文。
艾芜在高等小学读书期间，遇上了改变学业轨迹的机会。同学刘康业约他同去成都投考联合中学——一所前身为成都府中学堂的名校，曾走出郭沫若、李劼人等大家，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理想学府”。艾芜当时在高等小学只上了两年，还差一年才能毕业，按规矩不能报考。艾芜将自己的想法和担忧告诉了老师曾海门，曾海门立即找到在联合中学任教的同学，将艾芜如何刻苦学习的情况如实相告，请求给艾芜一次机会。同样惜才的联合中学的老师经过商议，同意艾芜参加考试。艾芜得知消息，非常高兴，大着胆子与刘康业一路步行到成都参加考试去了。
那场考试的国文题堪称刁钻，一段古文要译成白话文，还要辨析名词、代名词、动词。艾芜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他在《艾芜文集》里“我的幼年时代”第143页写道：“发榜的时候，我便单独一个人走到成都去，住在城内一家亲戚开的歇客店内。刚吃一杯茶，便赶忙到联合中学的门口去瞧。使我非常惊异的，是我居然考中了，还列在第三名上面。而更使我惊异的，是我们高小毕业的同学，竟然一个也没有考取。这次联合中学所出的题目，以国文为最难，好多小学生都弄不清什么名词、动词一类的文法。我自己所以还能答得出，则不能不感谢我的国文教师曾海门……”
正是这位常读《新青年》，也研学《段氏说文》的曾海门先生，以兼容并蓄的胸怀，为少年艾芜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旧学的根与新文的叶，在那段师生岁月里悄然交织，滋养出一棵枝繁叶茂的文学大树。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