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开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此民谣为蜀人世代传说，近400年却无法实证：张献忠的沉银究竟水葬何处？此间考古缘起，亦如特洛伊古城从《荷马史诗》的民间传说，到纸上记载，再到考古实证，极富戏剧性。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的传说，通过作为考古队领队刘志岩的《江口沉银考古手记》，从沉银传说到文物大案，从传世文献再到考古证史的详细过程，将江口沉银考古工作前期准备—调查勘探—发掘记录—整理保护—研究发表，清晰而详细地记录下来。
手记的传说性
江口沉银是一个传说，一个亿万财富的诱惑，一个世代求证的好奇。
为了这个传说，1939年2月，著名的“傻儿”军长范绍增等人成立了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在成都望江楼附近的河流中挖掘，还用上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探测器，却最终只挖出石牛与石鼓及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零星铜钱，那传说中的亿万金银没有一丁点儿影子。
江口沉银是一个传说，不仅为民谣，更为纸质的文献。刘志岩曾在“领队日志”里写道：“为此，我从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读起，并先后阅读了顾诚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王纲先生的《张献忠大西军史》等著作；翻阅了《蜀碧》《绥寇纪略》《荒书》《蜀难叙略》以及嘉庆《彭山县志》等明清笔记和县志。”关于江口沉银的文献史学，不仅是研究江口沉银事件的基础文献，更是江口沉银考古学进入的不二路径。
然而，当刘志岩第一次来到江口时，面对流水汤汤，已近不惑之年的他久久伫立，后来在书中心事重重地写道：“几经波折，江口沉银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可是，面对茫茫岷江，我该从哪里开始呢？”
手记的图文性
此书翻开就是一张通栏的“史无前例的围堰考古”航拍图。相关章节叙述，传统水下考古在此行不通，一是岷江水底能见度太低，二是此处文物分布范围极广。“山穷水尽之际，一个国内尚无先例的方法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截流围堰，让江底变为陆地，我们直接去岷江里面发掘！”
如此做法，看似前无古人，却又极易让人联想起古蜀李冰治水的六字真言：“深淘滩，低作堰。”蜀人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因素，潜意识地助力了当代四川考古人创新思维。
在众多“黑科技”破解考古难题中，也采用以图配文的方式，将高深难懂的“黑科技”直观地呈现：“两栖电阻率成像探测”“3D藏宝图”等。
如此简捷而高效，直观而真实地叙述江口沉银考古，实为手记的一大特色。
手记的亲历性
定位宝藏为江口沉银考古的关键所在。如何定位，是刘志岩的最大考虑。查阅文献，得到清代董邦达《四川全图·彭山县》；实地调查，得到有效信息问卷74份；科技探测，得到岷江河床基岩结构模型。
刘志岩与负责科测的周军博士多次讨论后，“决定将工作重点由探测文物本体调整为探测文物的有利储集区，即遗址中有利于文物埋藏的区域。”
最终选定发掘地点为望江台，一是此处恰好位于岷江航道范围内，二是此处河床顺水流方向逐渐抬升，形成一个逆水流方向的长倒坡结构。从水动力学角度来说，此处水流变缓，有利于重物的沉积掩埋。
然而，在正式考古发掘开始后，巨大的焦虑气氛包围了现场，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眼前除了砂就还是砂。刘志岩在书中回忆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内心的焦虑有增无减，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发掘地点。”直到整整一个月后，一枚50两的银锭出水了，“我内心的焦虑终于有所缓解，那天的晚饭吃得格外香。”
最终，考古队交出了7万多件的出水文物成绩：“经过3个年度对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不仅实证了张献忠的沉银传说，更确认其沉银的地点就在彭山江口；不仅破解了张献忠巨额宝藏的谜团，更确认了其宝藏遗失的原因是江口战败。”
手记的普及性
《江口沉银考古手记》在详细报告考古过程的同时，还不时以“领队日志”的形式穿插考古常识。如“考古工具有哪些”“科技考古是什么”“田野考古与传世文献”等。如此常识普及，不仅照顾了非专业人士的阅读，还互文性呈现出江口沉银考古的独特性、创新性。
普及性的支撑是专业性。《江口沉银考古手记》书尾的附录一，以精美图片介绍了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重点文物：“蜀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钦赐崇德书院”鎏金铜印、金册、银册及“西王赏功”金银币等。附录二为刘志岩的专论《关于“永昌大元帅印”的几点看法》。如此成书结构，将考古学的三大基本功能证史、补史、构史阐释得清清楚楚。
《江口沉银考古手记》是江口沉银考古领队刘志岩的亲历者纪实，图片纪实而专业，文字真情而质朴；传说性、图文性、亲历性与普及性是此书悦读的特质，如岷江之水碧波闪烁，又似岷江之风清新宜人。
（《江口沉银考古手记》，刘志岩著，巴蜀书社，2024年10月）
作者简介
谢天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锦城学院教授、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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