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 邓鑫宇
2023年6月,我握着驻村申请书,站在乐山市税务局的走廊有些忐忑,心中想起2016年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夏天在峨边彝族自治县红星村小学开展贫困助学的场景——课间铃声响起,孩子们从漏风的教室涌出来,手里攥着冷硬的馒头和咸菜。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小心地揣进兜里的塑料袋,她额头的汗珠顺着翘起的碎发滴落,在水泥地上砸出细小的圆斑。
作为城市长大的90后,我看见过脱贫攻坚的数据曲线图,却从未触摸过曲线背后那些布满老茧的手。当组织发布驻村第一书记选派通知时,“乡村振兴”的字样在屏幕上闪烁,与记忆中小姑娘攥紧的塑料袋发出的“沙沙”声重叠,像一声迟来的呼唤。或许我可以带着所学所长,去成为连接云端与山间的那道阶梯。
2023年9月,我带着组织的嘱托,踏入了小凉山腹地深处的峨边彝族自治县毛坪镇长梯村任第一书记。当汽车在十八道弯的山路上颠簸时,手机里还存着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他不知道,真正促使我踏上这条路的,是我参与乡村帮扶时看到的真实生活,那些被病痛羁绊的日常,那些因沟通不畅皱起的眉头,那些在雨夜中亮起的应急灯,都在无声呼唤着改变。而我,恰好有机会成为改变的推动者。
当青石板路在脚下蜿蜒成云阶,山风送来第一声彝语的问候,我知道,这场关于“长梯”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云端诊室:让山风捎来药香
村里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近半数是留守老人,大多大病重疾或长期慢性病缠身。虽然这些年村里新建了卫生室,配备了基本的医疗设备和常用药品,能够满足基本的看病需求,但村民常常讳疾忌医,小病能拖则拖,直到拖成大病不得已才去医院。他们不是不想看病,而是害怕山路颠簸,害怕给子女添麻烦,更害怕面对未知的医疗费用。
大山的风像把钝刀,割得人脸生疼。推开84岁独居婆婆的房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紧。昏暗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破旧的棉被上补丁摞补丁,婆婆脸色苍白地倚在床头,瘦弱的身躯几乎陷进破旧的棉被里,看到我们进来,想要挣扎着坐起来,却又无力地倒下。
村医仔细检查后,眉头紧锁,显然难以确诊。我提议送去县城医院,可婆婆却因山路颠簸而连连摆手,那一刻,我看着她眼中的无奈,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在网上刷到远程诊疗的信息,我赶紧联系熟悉的医生,通过微信视频进行了一次临时的远程诊断。屏幕那头,医生仔细询问情况,认真查看婆婆的状态,村医在一旁按照指导进行诊疗,婆婆情况逐渐稳定下来,随后送往县城进一步治疗,最终转危为安。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我四处奔走、反复沟通,最终在乐山市税务局协调下,找到乐山老年病专科医院、乡镇卫生院,合作搭建了远程医疗平台,让远程诊疗的温暖与希望不再是偶然,而是成为每一个村民随时可以依靠的保障。
开诊首日,村卫生室门前便排起长队。老人们带着好奇又期待的眼神前来,从零星咨询到结伴而来,再到邻村村民慕名而至,单日就诊最高达二十余人。当看到专家通过屏幕耐心地为村民诊断,看到村医在一旁认真地记录,我知道,我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与时间和距离的赛跑。
AI长梯:让数据漫过十八弯
青石板路在云雾里盘绕出十八道弯,背着背篓的村民往返村委会时,布鞋总在青石板上磨出细密的纹路。尼里大哥曾为补全资料三趟奔波,第三次冒雨赶到时,他把湿透的资料捂在怀里,掏出来时纸页边缘还滴着水,却先道歉:“给你们添麻烦了。”秋衣领口的水痕早已渗成深紫色,像朵开败的索玛花。他的叹息混着山间的雾霭,沉甸甸地坠在我心里。传统的办事模式就像架在悬崖上的木梯,陡峭又摇晃,而AI或许能成为那架更稳固的“长梯”。
我一头扎进AI领域的学习,反复观看教学视频,针对村民生活场景建立本地化知识库,引入deepseek人工智能大模型。那天,我盯着教程看了三小时,老沙书记凑过来:“邓书记,这比当年考公还难哇?”我们俩对着黑屏的电脑笑出声,却在第二天继续对模型进行调试。
终于,乐山市首个村级AI大模型便民服务平台上线了。当“微长梯”服务号第一次在手机上弹出界面时,老沙用带彝语尾音的四川话喊了声:“低保咋个申请?”屏幕即刻跳出清晰指引以及相关建议,信息同步流转至村党支部,以便后续跟踪服务。他盯着屏幕直搓手,像当年第一次学会用智能手机那样笑得见牙不见眼。
如今,村干部借助AI处理日常事务,村民对着屏幕询问政策。那些曾被云雾笼罩的需求,顺着数据的溪流,在“微长梯”上找到了更快捷的通道。与此同时,为破解彝汉交流的沟通壁垒,我们正研究训练能听懂索玛花私语的AI——让彝语乡音与汉语实现实时语音翻译,让科技的温度穿透语言隔阂,拉近民族间的心灵距离。
雨夜灯火:让党旗照亮每级台阶
长梯村山高坡陡、地势险要,山梁总在雨季拧成青筋。2024年7月一个潮湿的凌晨,当雨滴开始撞击窗棂时,我还不知道这场暴雨会像一把重锤,重塑我对“建强村党组织”的认知。
那是我担任第一书记的第十个月。曾以为钉在白墙上的职责条款、码在文件夹里的会议记录,便是党组织最具象的注脚。直到那天,红色预警像道焦雷劈开雨幕,楼下传来防汛队员胶靴碾过水洼的“咕唧”声,我看见党员防汛先锋队的名单化作一个个在雨幕中穿梭的泥色身影。“我们赶紧分头转移村民!”村支书的声音像根钢钎楔进混沌的思绪,惊醒了仍盯着雨幕发怔的我。我们迅速召集防汛队员,逐一排查山洪沟地质灾害点,挨家挨户转移群众。
山洪沟浊流漫过石径,羊圈的木栏伴随着雨水的击打而摇晃。我拽住离我最近的党员老王的雨衣下摆,跟着队员们扎进翻涌的雨幕。扛送沙袋时,雨水糊眼,泥浆灌颈,每袋都似坠铅块。半小时后,最后一袋沙包码成弧形,羊圈稳立沙墙之中。
天光破晓,满墙制度依然安静,那些曾被我视作“规范”的文字,成了更鲜活的存在。党组织从来不只是墙上的标语,它是危难时刻群众下意识望向党旗的眼神,是村幼儿园里VR党建课堂上孩子们触摸红军叔叔的稚嫩小手,是MG动画里飞入彝家火塘的理论宣讲,是党员直播团在屏幕中晃动的山货特写,是老人药箱里的电子处方,是暴雨夜中手电筒交织的温暖星河,更会是漫漫长梯上每一盏为村民照亮前路的灯火。
驻村信息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派驻峨边彝族自治县毛坪镇长梯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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