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 编译
你或许从未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清晰记忆，可能只是自我大脑精心编织的一场“合理幻觉”。当我们回忆童年趣事时，那些生动的画面与鲜活的对话，更像是一部经过大脑“蒙太奇”剪辑的动态短片——某些片段因反复回忆而被强化，缺失的细节被巧妙填补，而无关紧要的情节则悄然消失。你以为自己珍藏着一卷未经篡改的原始胶片，殊不知，播放的却是记忆剪辑师基于二十年人生经验重新调色、配音，甚至添上特效的“怀旧重制版”。在新作《记忆之路：我们记忆的完美不完美》（Memory Lane: The Perfectly Imperfect Ways We Remember）中，认知科学家Ciara Greene揭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人类的记忆并非精确的录像存档，而是一种不断重构的过程，随时可能受到情绪、环境，甚至他人信息的影响。这种看似“缺陷”的特性，实则是进化赋予我们的绝妙设计。正如Greene教授书中所调侃到的：“如果我们的大脑真的能完美记录一切，那恐怕早就被无用信息撑爆了。”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机制，让我们既能从摔倒的疼痛中学会奔跑，又能用诗意的滤镜治愈旧日的伤痕——同时，这也是我们为何会受到错误信息与情感影响的关键所在。这一认知的突破，亦引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记忆本质上是不完美的，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也应该拥抱这种“不完美”？AI 的发展，究竟该追求绝对精准，还是学会像人类一样，在模糊与变化中寻求智慧？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卡内基梅隆大学特聘助理研究员Paul Middlebrooks，与都柏林大学学院心理学副教授Ciara Greene展开一场深度对话，共同探索这一被误解了千年的认知奇迹。
保罗·米德布鲁克斯
Paul Middlebrooks
卡内基梅隆大学助理研究员，
播客“Brain Inspired”主理人
他在匹兹堡大学马克·索默实验室获得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范德堡大学Jeffrey Schall, Geoff Woodman, and Gordon Logan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运动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神经群活动如何影响自由行为小鼠的自然行为。
西拉·格林
Ciara Greene都柏林大学学院心理学副教授
领导注意与记忆实验室（www.ucdattentionmemory.com）。研究兴趣包括注意力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关注这些认知过程在现实世界问题中的实际应用。当前的研究重点包括：虚假记忆及其对“假新闻”的易感性、情绪状态对记忆的影响，以及认知训练项目等主题。著有《记忆之路：我们记忆的完美不完美》。Ciara Greene于 2005 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得心理学荣誉学士学位（BA Hons.），并于 2008 年在同校完成神经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她在剑桥大学医学研究理事会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MRC Cognition and Brain Sciences Unit）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后研究经验。2012 年，她在科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Cork）担任讲师，并于 2014 年加入都柏林大学学院（UCD）。
目录：
01 记忆的本质
a) 记忆是重建的而非被动存储的
b) 记忆服务于生存和社交
02 超常自传体记忆（HSAM）
a) HSAM患者的特点
b) HSAM的优缺点
03 错误信息与记忆
a) 错误信息对记忆的影响
b) 闪光灯记忆的不可靠性
04 记忆的伦理考量
a) 记忆在社会正义中的作用
b) 研究者的伦理责任
05 人工智能与记忆
a) 人工智能是否应模仿人类记忆
b) 记忆的不完美性对人工智能的影响
记忆的本质
保罗：您的著作《记忆之路：我们完美的不完美记忆方式》探讨了影响我们回忆生活中事件的各种因素，从琐碎的小事到情感的爆发。您在书中使用了“完美不完美”这一短语，并在引言简短的写到：“我们认为记忆是不完美的，但这种不完美本身却堪称完美。这种看似存在缺陷的特性正是理解记忆运作机制与形成原因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什么说人类的记忆似乎既强大又脆弱？西拉：我认为记忆是可塑的，它能够改变，也会被改变。换个更积极的说法，可以说它“非常灵活”。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们记住的东西，可能并不完全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完美重现。记忆本质上具有重构性。当我们回忆某件事时，我们并不是从记忆存储中检索它，而是在积极地重建它。这一点至关重要——记忆是一个积极的过程，而非被动的存档。我们如此主动地运用记忆，并不是为了打造一部完美百科全书式的过去记录，而是为了在需要时提取并使用这些回忆，达成特定目的。很多时候，这种重构能帮助我们维系社交关系，或让我们用更积极的视角看待自己，也因此对心理健康大有裨益。当然，记忆也有脆弱的一面，媒体也常聚焦其负面后果。这些影响真实存在，我并不想淡化其严重性。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目击者记忆失误导致指认错误嫌犯的情况。这对当事人来说显然是灾难性的，其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但我们需要同时认识到，记忆作为进化认知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价值。保罗：您在这里使用了“进化”这个词？西拉：没错。大量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证明了记忆的“重建”本质，也揭示了大脑在构建记忆时会采用各种简化和捷径。每当我们经历新事件时，并不是全盘从零开始记忆。你不会重新发明轮子，也不会把那段经历像磁带那样完整地存储下来。就像每天早上开车上班时，你起床、出门、锁门、下楼、上车、启动、驶出车道、右转——遵循完全相同的流程。如果用计算机存储的方法作比喻，用相同方式存储所有这些细节将非常低效，记忆系统会产生大量冗余数据。因此日常生活中，大脑倾向于通过模式识别，用既有的“图式”当作记忆的框架。这种机制除了让我们更高效之外，还帮助我们识别出各种不同经历中的共性。例如，你每次出门上班并非都是完全独特的体验，而是存在很多重复的情景，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是你预期会发生的，也有一些事情是意料之外并且会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整合我们的经历，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以不同视角理解生活。有时候当人们坚持认为——根本不存在错误记忆，所有记忆都是真实的，我就会说：“不，我们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记忆具有重建性的本质，并且这种特性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正如我所说，这个过程能在进化中保留到现在——推断为什么某件事物会进化真是棘手的难题——我们可以相当合理地得出结论：记忆是一项认知密集且耗能的任务，除非它对我们有某种帮助，否则我们不会拥有非常详细的记忆。将这么多精力和努力投入到以这种方式构建的记忆中，一定具有进化上的优势，当然，可能也是一种相当高效的能量利用方式。
超常自传体记忆
保罗：我立刻想到了——你在书中写到的那种拥有超强记忆的人——HSAMs（highly superior autobiographical memory），即超常自传体记忆。这类人确实拥有非常详尽且准确的情景记忆。例如，如果你问他们：“2011年6月27日那天的天气如何？”或者：“三个月前那个星期四你买咖啡花了多少钱？”，他们都能回答。那样的记忆属于情景记忆还是语义记忆？
图：福尔摩斯与他的记忆宫殿。这样看来，或许福尔摩斯正是一名HSAM患者。西拉：情景记忆。准确说是自传体记忆——情景记忆的特殊子集。他们的超凡能力仅限自传记忆领域，程序性记忆和工作记忆等认知功能与常人无异。这类人群非常罕见，目前确认的HSAM个体数量有限，相关研究也相对匮乏。目前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劣势，事实上，它可能意味着某种关键认知功能的缺陷：这些人似乎缺乏主动“遗忘”或从生活中提炼要点的能力。例如，HSAM患者经常会谈到其完全无法从分手或丧亲之痛中走出来，因为他们无法将其抛诸脑后。我并不是说任何人都会忘记分手或丧亲之痛，但你可以放下它，忘记一些细节，并以美好的眼光看待它。同样，他们往往无法释怀怨恨，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做到忘记一些事情。一个人必须学会能在更大的事情面前放下过往。而如果你不断记住每一个细节，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保罗：我们常说时间会治愈伤痛，这可能是因为遗忘治愈了伤痛。多年来，我与朋友有过许多争执和分歧，而当时间流逝后，我们却可以忘记争执，因为对彼此的关爱重新走到一起，对此我（对我遗忘的能力）充满感激。无论你是忘记了为什么争吵，或者是觉得那段往事不值一提，也许皆而有之，那都无所谓。西拉：
是的。你可以从记忆中提取多年友谊、爱和感情的所有要点，在这些情况下，具体的细节没那么重要。
错误信息与记忆
西拉：对大多数HSAM人来说，这种记忆优势似乎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好处。他们往往过着普通的生活，职业、智力、收入水平都平平无奇。他们通常也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我们参与了一些与HSAM患者相关的研究。基本的情况是，尽管他们可能有高度优越的自传体记忆，但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误导的影响。这是因为记忆重建的本质仍然存在。即便他们不像常人那样提炼记忆要点，其记忆提取方式仍遵循人类共有的特定模式。我们所有人在回忆时都是在重构记忆——把各个片段拉出来重新组合。我们在书中用“乐高塔”这一比喻来说明：记忆不像照相机或电脑那样被动存储，而更像一座不断搭建的乐高塔。每当你回忆一件事，你就在主动地搭建这座塔；HSAM的人也一样，他们同样在搭建这座塔。无论是谁，都同样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就好像有人递给你一块砖头，说：“嘿，我觉得这块砖正适合放进你的塔里。”然后你就把它嵌入进去，从而记住了那个原本可能不在记忆中的细节，或者与其他记忆混合在一起。保罗：比如说你提到你还记得得知9/11事件时的早餐内容？西拉：是的。我对9/11的记忆是：18岁时与挚友在罗马首次独立旅行。我们住在市中心的青年旅社，早晨下楼进入大厅，看到墙上悬挂的电视前围满人群。询问后被告知“有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众人讨论着“可能是小飞机”、“或是客机”，直到目睹第二架飞机撞击的直播。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存在记忆偏差：纽约时间9点（罗马15点）发生的事件，在我的记忆中被错误锚定为早晨。我的记忆被"袭击发生在早晨"的认知污染了。实际上当时是罗马的下午。有趣的是，同在现场的挚友对此事的记忆细节与我存在差异。她坚称"没人说过那些话"，而我确信存在这些对话。这种现象被称为“闪光灯记忆”（闪光灯记忆是一种对鲜明、重要的公众事件或个人事件的生动、详细的记忆。这类记忆通常涉及重大事件，如9/11恐怖袭击、亲人的去世或个人的重大成就），这种记忆虽清晰但易受扭曲和遗忘影响。事实上，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把“开车”误记为“吃早餐”）在记忆形成初期可能发生，随后记忆就固定下来了。保罗：记忆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什么？西拉：不清楚具体原因，可能是听到他人话语、得到错误信息，或把他人叙述与自己记忆混淆。这些变化常在最初一年内发生，之后记忆基本固定。保罗：回到遗忘和图式的问题。传统上人们认为遗忘是记忆随时间衰退，但你认为遗忘更多是一个信息整合的过程，对吗？西拉：是的。传统理论，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认为遗忘是时间导致的记忆衰减。而现代研究则认为，遗忘包含两大机制：其一是海马体的模式完成过程——大脑会把新信息提炼成要点，并整合到已有图式里；其二是干扰效应，干扰不一定来自错误信息，而是来自我们已有的知识和新信息的相互作用，这正是我们记忆灵活更新的原因。也就是说，遗忘并不只是时间使记忆褪色，而是一个有选择的整合过程。我们会保留核心内容，舍弃多余细节，并通过前摄抑制和后摄抑制不断修正记忆。
图：遗忘曲线图源：Wikipedia保罗：那记忆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用真实信息来更新它，而不是维持原状？西拉：从进化角度看，记忆服务于生存与繁衍。生存至关重要，因此记忆的作用不在于简单记录，而在于不断更新以适应环境。通过更新记忆，我们能强化社会联系与身份认同，也能让信息更准确地服务当下的生活。保罗：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进化让我的记忆这样运作，不管真相如何，它对我有用，那我就继续这么记。”你怎么看？西拉：我绝不同意。探讨进化论时需明确区分科学认知与社会伦理。例如研究同性恋的进化意义是科学问题，但这与现代社会"尊重所有人"的伦理准则无关。记忆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与社会互动，而不能仅凭进化论来辩护记忆的偏差。正如道金斯的“不可能之山”（Mount Improbable）比喻所示，进化好比从众多分叉中随机攀登，当时看上去各有道理，但并不具备真正的前瞻性。
记忆的伦理考量
保罗：你如何看待错误记忆的植入及其伦理问题？未来技术是否会缓解这些问题？西拉：错误记忆的植入研究显示，人类的记忆容易受到误导。比如在司法系统中，误导性提问可能导致虚假供词。我们在研究中强调科学家的责任，确保研究成果被正确解读，提高对记忆局限性的认识，避免依赖不稳定的记忆证据，避免为不法之徒提供“脱罪券”。当前，手机视频和照片可能有助于记录真实情况，但深度伪造技术仍可能制造虚假证据，问题依然存在。保罗：关于"良好记忆"的定义似乎变得复杂了。您如何界定这个概念？是不是只要能准确回忆事件就算好记性？西拉：这取决于情境和目的。比如，HSAM人群能准确回忆某个事件，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记忆系统就是完美的。“记忆”有多重含义：有的是记住所有事情，有的是记住人脸，也可以指减少日常遗忘。不同情境、不同记忆类型，都有各自的评判标准。保罗：相比20年前，你对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更宽容了？西拉：某种程度上是的。但作为研究者，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记忆，就像“量子观测效应”：你越去审视它，记忆本身也在不断被重塑。由于记忆的重构性，每次回忆都在重塑原始痕迹。不过这也培养了对人类记忆缺陷的深刻共情。关键是打破"记忆分歧等同于谎言"的认知偏差。当别人记忆和我们不一致时，我们往往猜测对方在撒谎。可正如我们都能接受自身记忆的不完美，也应该理解别人也许只是出现了记忆偏差。这种宽容在政治等敏感领域尤为重要——记忆分歧未必反映道德瑕疵，而是人类认知的固有局限。保罗：所以，这也涉及到对他人记忆的宽容，以及对方是否有意为之吧？西拉：对。我们要对自己谦逊，也要对他人宽容，因为记忆本就不完美。过，这也带来另一种风险：如果某人故意撒谎，你的宽容可能被利用。这是个微妙的平衡。作为科学家，我在写论文时会尽量避免学术黑话，力求简洁明了。我们有责任在发表成果时尽可能清晰地解释我们的数据，让公众自己判断，而不能期望完全控制别人如何解读我们的工作。保罗：现在谈谈你们关于虚假记忆植入的工作。你记得那最初在成年人中植入关于童年记忆的实验吗？西拉：对，那项研究最初由Elizabeth Loftus和Jacqueline Pickrell于1995年进行*。Elizabeth在70年代就率先开展记忆扭曲研究——最著名的当属1974年的车祸实验**：受试者观看事故重建视频后，被问及"车辆接触时速度"与"车辆猛烈撞击时速度"。使用"撞击"（smashed）等强烈动词时，受试者估算的车速比使用"接触"（contacted）时平均高出10英里/小时。这说明提问方式能轻易影响记忆，这对司法领域冲击很大，也引发了学术界的“记忆战争”，也就是学术界关于记忆机制的大辩论。* Loftus E F, Pickrell J E.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J]. Psychiatric annals, 1995, 25(12): 720-725.** Loftus, E. F., & Palmer, J. C. (1974). Reconstruction of automobile destruction: An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 Verbal Behavior, 13(5), 585–589. https://doi.org/10.1016/S0022-5371(74)80011-3在这场辩论中，反对者则提出合理质疑："诚然，你们证明了车祸速度这类简单记忆可能被扭曲。但从'我记得车速是70公里而非50公里'，跳跃到'我记得童年遭受性侵'，这中间存在巨大的逻辑鸿沟。"Elizabeth团队坦然承认："这个批评完全合理。"为此，研究者开始探索能否在成年人脑中植入完全虚构的童年记忆。他们展开了一场实验。首先，研究团队要求父母提供子女五岁时的真实生活细节：“请告诉我们孩子五岁左右发生的真实故事，比如家庭度假时下雨弄湿鞋子，或者坐过山车呕吐的经历。”同时收集相关背景信息：“你们常去哪家商场购物？通常会带哪些家人同行？孩子最喜欢哪些商店？”基于这些真实素材，研究人员精心杜撰了一个虚假事件：“你五岁时曾在商场与家人走散，当时非常害怕，最后被陌生老太太送回。”（经父母确认此事从未发生）在后续访谈中，研究人员将三个真实事件与这个虚构事件混合呈现。他们采用温和的暗示技巧引导受试者回忆：“记得那次房车旅行吗？你的鞋子被雨水浸透了”，“还有那次过山车经历，你吐得很厉害”，以及“那次在购物中心迷路的经历”。经过多次引导，最终约25%的受试者形成了完整的虚假记忆，坚信自己童年确实经历过商场走失事件。受试者会详细描述：“记得那位穿棕色长裤、蓝色外套的老太太，我当时在哭。后来妈妈训诫‘不许再乱跑’”。这些细节并非口头确认，而是通过系统的记忆细节编码来验证。保罗：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科研传播时说的，“记忆植入”这个术语其实存在误导性。西拉：是的，“植入”并非简单把信息塞进脑中，而是一个主动重构过程。参与者在暗示性访谈中逐步构建了那段记忆。类似的实验还有Ira Hyman和Kim Wade的研究，但样本量较小，结果存在争议。这也促使我们后来进行大规模复制研究。后来我在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和科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Cork）的Gillian合作，招募了大约120对参与者，历时一年。我们的编码显示，约35%的参与者在描述中包含虚假记忆；当直接询问时，只有14%明确记得，而另有52%表示相信这一事件，总计约66%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虚假记忆。更令人震惊的是，9/10的参与者表示愿意基于该记忆出庭作证。保罗：这是否与心理学界著名的“复制危机”（replication crisis，指21世纪初以来科学界广泛暴露的研究可重复性缺陷现象，其核心表现为大量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无法通过独立重复实验验证）相关？西拉：可以说我们至今仍在应对这场危机——尽管需要澄清的是，复制危机并非心理学独有，只不过本学科率先直面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历时整年（跨都柏林大学与科克大学两校合作）的重复性研究所示：无论结果是否支持原结论，严谨的重复试验都能推动科学进步。如果重复成功，理论得到强化；如果失败，也能指出潜在漏洞，同样是一种进步。保罗：说到这里，我想到法庭讯问中常用的暗示性技巧——审讯官常使用暗示性话术误导嫌疑人。这种操作实质上在篡改对方记忆，从司法公正角度看，是否应被明令禁止？西拉：在很多司法辖区，这类做法确实违法。但总存在法律漏洞。例如，在美国，警方被允许对嫌疑人撒谎，在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现象。
人工智能与记忆保罗：记忆与想象之间是否存在紧密联系？西拉：没错，记忆和想象确实密不可分。目前没有确凿数据说明虚构倾向与创造力直接相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记忆的构建过程与创造性思维密切相连。例如，当你回忆去西班牙海滩度假时，你不仅重现那段经历，还会构想未来的假期——这就是情景未来思维。保罗：若易受错误信息影响是否意味着更具创造力？西拉：在一些创造力测试（比如“替代用途”测试）中表现出色的人，确实在情景记忆的建构上更灵活。但他们和“虚假记忆”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这说明这类记忆重构是普遍现象，而非某些人才独有的特质。保罗：那么，若想让人工智能拥有类似人类的记忆特性，这样做合理吗？它的不完美性会阻碍AI的发展吗？西拉：这取决于目标。若追求创造力与适应性，模拟人类记忆的重建性（如ChatGPT的文本生成）是必要的；但若需精确工具，这种灵活性反而可能成为缺陷。保罗：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接受AI的“错误记忆”（misremember）？西拉：我不能接受。可这也取决于AI的使用情境。比如，现在很多学生用AI代写论文——当然，这违背了学习的初衷——如果我们把AI当成搜索引擎的替代工具，却发现它时常生成错误或捏造的信息，就失去了本该有的价值。所以，我并不认同会“记错”的AI——尽管计算机科学家可能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不局限于论文代写。保罗：另一个视角是：神经科学家总抱怨AI研究者忽视脑科学成果。若真想构建优质AI，他们本应更关注并应用神经科学原理。但按照您的说法，若AI真模仿人类那种“建构—重构”记忆，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西拉：问题根源在于错误假设——一些人把记忆缺陷当作程序故障，而非进化塑造的核心机制。记忆并非简单的代码漏洞或小错误，而是人类大脑的本质运作方式。我们可以说记忆“足够好”，因为它让我们在大多数时候能正常生活。可它并不是计算机，所以当我们设计“真正智能”的系统时，究竟想要“类人”的智能，还是一种“与人不同”的智能，这是根本问题。严肃来说，我认为AI应弥补人类认知上的盲区，而不是替代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有思维惯性或盲点。就像我和我的同事 Gillian 讨论问题时，有时会因为想法过于一致而忽略重要细节。如果再加入一个思路相同的AI，其实毫无帮助。
编译后记
记忆，从来都不是一部完美的录像带，而更像是一部不断剪辑重构的电影。正如我们今天的访谈所揭示的，每当我们回忆起往事，不仅仅是在回放过去的瞬间，更是在用心中的“图式”重新拼凑一个与当下情境契合的故事。或许正是这种“不完美”，才让我们的记忆具有了独特的韧性和适应性，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不断变幻的情感与挑战时，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修复裂痕。同时，记忆的这种动态构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是个人记忆中的偏差，还是法庭证言中的不确定性，都提醒着我们——在信任与理解他人时，必须保持一份谦逊与宽容。毕竟，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去，而没有哪一部记忆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真实的历史纪录。当科技与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我们更应反思：是否应该让机器模仿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合理幻觉”？或许，正是这种记忆的模糊和变动，才构成了我们人类独有的智慧与创造力。正如访谈中探讨的那样，记忆的重构性不仅是我们生存和社交的基石，也是我们不断进化、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AI系统在模仿这一人类特质时，可能需要兼顾两种看似矛盾的要求：一方面，它们需要追求创造力与适应性，模拟人类记忆的重建性，从而展现出更灵活、多变的智能；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精确功能，确保在实际应用中拥有可靠的数据处理和决策能力。这样的双重需求不仅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我们如何构建既具温度又有逻辑的智能系统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在这场关于记忆的深度对话中，我们既看到了记忆的脆弱，也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希望这次讨论能激发你对自身记忆奇迹的好奇，也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更加珍视那份“完美的不完美”。
*为保证阅读体验，本文对听稿进行了适当地编辑。
原对话指路：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brain-inspired/ciara-greene-on-the-quirks-and-complexities-of-human-episodic-memory/
附：专有名词对照表：
HSAM (Highly Superior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 高度自传体记忆
flashbulb memories - 闪光灯记忆
misinformation susceptibility - 错误信息易感性
Ebbinghaus forgetting curve -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proactive interference - 前摄干扰
retroactive interference - 后摄干扰
quantum observation effect - 量子观测效应
confabulation - 虚构（记忆心理学术语）
glitches - 系统故障（计算机术语，指非预期错误）
fMRI -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