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半月谈②|程恩富：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提振消费的体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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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确立为首要任务，并强调“要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2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指出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我们要以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为指引，认真理解提振消费的理念与实践意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提振消费的体制优势，努力写好提振消费这篇大文章。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提振消费提供根本遵循。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到“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政策演进体现着对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2025年实施的消费促进政策，既包含短期稳增长举措，又着眼长效机制建设。我们必须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全面理解提振消费的理论与实践意蕴。

提振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构建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而消费是价值循环的目的性环节和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的阶段性中介。因此，国内大循环的顺畅离不开消费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内消费市场的繁荣。将“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准确抓住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105.8%提高到2023年的111.4%，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首位，充分说明消费与投资共同构成的内需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核心作用。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国内总需求不足，这一矛盾既体现在传统消费增长乏力，也反映在新型消费动能尚未完全释放上，因此，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居民消费水平和层次的相对滞后，不仅制约着投资效率提升，更影响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汽车产业为例，新能源汽车既关联居民消费的积极变化，也涉及产业投资方向的调整优化，关乎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提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消费，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绿色消费扩容，这正是投资与消费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使社会再生产实现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

绿色发展理念重塑消费振兴路径。提振消费与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度融合，标志着我国需求侧管理实现质的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警示要防范“过度刺激消费”，这为新时期消费政策划定了红线。传统需求管理中的简单刺激手段，容易诱发资源浪费与环境压力，而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提振消费，强调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制度供给，增强全民节约意识，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这种转变在政策实践中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消费场景绿色化。刚过去的2024年被定为“消费促进年”，将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纳入重点培育领域，推动智能家居、文旅康养等新兴业态发展。二是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绿色化。通过健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完善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形成“生产—消费—回收”的闭环。三是消费行为引导科学化。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推行的碳普惠制度，将个人绿色消费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环境收益，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辩证认知最终消费率的深层逻辑。对于国际比较中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现象，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进行结构性解读。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从21世纪初的60%以上降至50%左右，这与同期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对照。对此，我们在积极提升最终消费率的同时，也要对最终消费率的认知有新的维度：正如当前的中国经济，更加注重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不是简单以GDP论英雄，对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变量的解读也不能只是参照最终消费率指标，而应考虑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应强调消费质量而非单纯数量，促进高效用满足度的消费，将消费评价标准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

构建消费振兴的系统工程。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提振，需要多维度制度创新：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筑牢消费基础。建立向普通劳动者倾斜的分配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提升城市工薪阶层社保参保率。通过三次分配制度协调联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消费扩容创造条件。其次，供给创新激活消费潜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新消费场景，202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突破15万亿元，直播电商带动超千万级就业人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025年计划创建100个全国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再次，制度保障优化消费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施行，12315热线平均接通率提升至85%。进一步提高带薪休假制度落实率，有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最后，国际循环拓展消费空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消费标准互认，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国进出口比重首次超过50%，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10.8%。这种内外联动的消费升级，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为全球市场注入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扩大内需则是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战略基点。消费是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同时也是新的起点，这决定其是释放内需潜力的主要着力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提振消费，不仅是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钥匙。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起“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我们应继续“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推进高质量供给，使消费提质与民生改善形成闭环，积极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内生动力。

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经验。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始终坚持以民生保障筑牢经济韧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社会保障网全方位织密织牢，消费动力从“政策刺激”转向“内生释放”，我们创造性提出“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推动消费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升级转型，使国内消费成为抵御外部冲击的“压舱石”。对比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教训，这一历史经验更具启示意义。美国次贷危机暴露出“负债消费”模式的脆弱性，而中国通过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举措，直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获得感。这种“促消费”与“惠民生”的协同，避免了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刺激—过剩—危机”的恶性循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构建消费驱动的长效机制。实现消费扩容提质，需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供给侧，数字技术驱动消费场景创新，智慧零售、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在需求侧，重点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三个方面发力：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2025年计划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针对近3亿农民工群体，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带动消费升级；扩大普惠性民生支出，提高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经费规模，完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率；培育绿色消费、文化消费等新增长点，推动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体验型跃迁。

彰显“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提振消费的深层意义，在于推动“物的丰富”向“人的发展”升华。消费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人力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健康等发展型消费投入，劳动者技能素质持续提升，形成“消费升级—能力增强—收入提高”的良性循环。这种发展逻辑，也通过避免“过度消费—生态危机”陷阱，在“双碳”目标下探索绿色消费新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当代践行，也为人类文明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面对百年变局，提振消费既是经济命题，也是政治命题。在新征程上，唯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激活14亿多人的消费潜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正是要实现两种优长的有机结合，统筹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消费提质扩容不仅需要市场机制灵敏捕捉需求变化，而且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民生福祉的根本导向。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完整的经济循环体系，各环节的有机嵌套决定着价值实现的顺畅程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辟写道：“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突破“惊险一跃”的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构建起“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格局。

在提振消费的实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现出三重独特优势：

需求侧管理的制度效能。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保障了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又激发了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积极性。一些代表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推动共同富裕，例如，华为实施“获取分享制”实现员工持股比例最高，胖东来将大部分利润用于提高员工福利，这些生动实践表明民营经济应有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催生出新消费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多人，成为消费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供给侧改革的协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双重作用，既发挥市场信号灵敏优势引导创新供给，又依靠制度优势突破“卡脖子”制约。以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绿色商品成为消费新热点，这既得益于市场机制下大量“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活力，更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投资基金的战略引导。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新型举国体制展现出强大动能，例如，工信部牵头组建的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存储芯片自给率大幅提升，为消费电子产业升级奠定基础。

扎根于“双循环”的系统构建。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深化运用。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幅降低各类交易成本；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进一步扩围。这种“以内促外、以外强内”的良性互动，使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成为“世界市场”。例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本土化率超过95%的同时，其30%多的产能反哺国际市场的案例，正是“双循环”优势的生动注脚。

目前，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未来，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复杂形势，我们更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焕发更大生机，以中国经济的澎湃动能助推全球经济复苏前行。

【名词解释】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又称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国民经济中消费比重的重要指标。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其公式为：消费率=消费基金/ GDP×100%。其中，消费基金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吴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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